（1965年7月—1980年8月）陈逸飞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1965年至1980年。
陈逸飞自己习惯于把1966年至1976年称为他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并称这个阶段为走钢丝般的创作阶段。
这个历史阶段，确实是像走钢丝。
这个阶段正是文革前后。
余秋雨把文革分为这样几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
‘文革’的酝酿期大概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余秋雨：《借我一生》，第236-237页）陈逸飞这个阶段的创作正是在这前后。
把1977年至1980年放到第一个创作阶段来叙述，是因为这几年的创作是前些年创作的一种继续，在气势和风格上都是《红旗》、《黄河颂》的一种精神延伸和深化；又因为这3年是陈逸飞后来新创作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像1979年创作的《踱步》，既不像往日作品那么追求写实，又不像后来作品那么追求浪漫，它是写实浪漫主义的筹备和萌芽。
游走钢丝1965年，陈逸飞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提前两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
这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因为社会大环境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65年，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运动的全称应该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地高校的师生大多都被派往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陈逸飞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他没有被派往农村，而是被派往上海城市阶级教育展览会工作，为教育展览作画，这也使他有机会参与制作连环画与插图。
这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要求艺术性与新闻性的良好结合，一方面要求生动传神，一方面要求时间速度。
这种创作也还是给陈逸飞积累了一些经验，让他从中体会到怎样运用画面来表现自己的情感。
这段工作经历，陈逸飞还获得了另一大收获，就是有机会与著名连环画家和插图画家贺友直、顾炳鑫、刘旦宅等人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给自己增添了信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陈逸飞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启蒙老师孟光受到批判，油画老师俞云阶受到打击。
陈逸飞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自然是逃脱不了的，这时这个家庭的状况可想而知。
为了躲避文革的更大冲击，陈逸飞白天躲在宿舍里画画，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提高，到了晚上，就躲回家里。
他父亲被红卫兵经常拉去批斗，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只有这个家，是个相对安静的港湾。
社会动乱，家庭受冲击，陈逸飞是在这种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绘画道路。
能够从文革的深重灾难中走过来，陈逸飞认为这跟他的为人有关系，他的做人原则是，做人做事不要做给别人看，要做得有意义，对社会有用。
陈逸飞总结自己的青年时代，概括了三条：第一是做人，诚字很重要，对人、对事、对事业都要讲一个诚字；第二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个喜欢是与社会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第三是要学习，学好了一门本领，就能够在时代队伍中不落伍。
陈逸飞认为，在追寻人生的道路上，还要有诚挚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有了诚挚的性格，再加上从容的态度、积极进取、诚恳有为的精神，一旦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获得成功。
陈逸飞正是以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行为从灾难中走出来的。
1965年至1980年，陈逸飞为中国画坛奉献了一批绘画作品，其中有1968年的《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1971年的《开路先锋》、《红旗》，1972年的《黄河颂》，1973年的《南来北往》、《鲁迅在厦大》，1974年的《写于长夜——鲁迅》，1976年的《刊物上的婚礼》，1977年的《占领总统府》，1979年的《踱步》等。
那些年，中国的社会背景特殊，文化环境微妙，创作条件不佳，一些画家干脆把画笔深藏箱底，不再作画，一些画家则让自己的画作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艺术成分。
只有陈逸飞等少数画家在走钢丝般的历史阶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既没有丧失文化良知，又没有失去艺术追求，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