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2005年4月10日）1992年5月，陈逸飞回国准备下一轮的油画创作，他在上海为油画创作拍摄一批素材像带，拍摄中发现应该拍的东西很多，越拍越多，便想起用这些素材拍一部电影。
这电影一拍就是一年半,从此便留在了上海，开始了以国内为发展重点的阶段。
重返上海人们一直把陈逸飞划分在中国当代画坛的海外军团那个方阵。
彭利铭在《成就显赫的海外军团》一文中说：当今画坛，海外群体是一支绝对不可小视的军团，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丁绍光、陈逸飞、石虎、徐希、宋涤、朱军山、柯良、田雨霖以及回国定居的杨明义、史国良等。
他们虽然大多数是单兵作战，艰辛地开拓着自己的艺术和市场，却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民族艺术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31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陈逸飞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是美籍华人。
这不影响他在中国国内的发展。
实际上，陈逸飞自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基本上是据守国内，以上海为中心，向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进击。
陈逸飞总是在辉煌的时刻实施战略转移，人们可能没有想到，他把着重点移到国内。
他前往美国发展的时候，也是他在国内取得重要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的时刻。
70年代，陈逸飞以他的《红旗》、《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等引人注目的绘画作品，进入到中国美术的前沿地带，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地位。
人们正期待着他奉献更重要的美术作品，他却开始了更加宏大的构想，暂时停下手中的画笔，到美国像普通大学生去留学一样，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一个在国内已经有成就有名气的画家，完全可以一边创作一边享受生活，可他却要求自己从零开始。
到90年代初期，经历10年的艰辛开拓和积极进取，陈逸飞在美国甚至整个欧美都立住了生活的脚跟，取得了艺术地位，稳稳地进驻了艺术市场。
陈逸飞经常到国内探望亲友，深入生活，积累素材，交流艺术。
回来的次数多了，走的地方多了，接触的面广了，陈逸飞发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全面的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和平的建设时期；经历过10年动乱的他，感受到国内安定和谐的良好局面；经历过饥饿的他，目睹十几亿中国人正在逐渐富裕起来。
陈逸飞想起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等等这些前一辈画家，在祖国危难的年代，学成后赶回国内，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贡献青春。
现在自己的国家既没有战乱又逐渐富裕起来，自己应该赶回去参加建设。
在很多人看来，陈逸飞在纽约，房子、画室、票子、名声，什么都有了，还回来再创业干啥呢，但陈逸飞不这样想。
他把这次回来当作自己人生的重大机遇。
上海，他长大的上海，他求学的上海，他第一次创业的上海，这次回来创业陈逸飞又选择了上海。
陈逸飞常说，我是上海人，是上海的一份子，有着深深的上海情结，似乎永远是属于上海的，应该为上海做点事情作出贡献，做一个无愧于家乡的人。
陈逸飞在文化的意义上是属于上海的。
地点选在了上海，但从国外归来，心里想着的不只是上海，而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
这种感受，只有长时间旅居过海外的人感受才会那么深刻。
我虽然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但我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
国家强大了，民族强大了，为画家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艺术舞台，身逢盛世，感到无比幸运。
在外国新闻媒体对我的报道中，总要提到中国当前的发展，使我深深感到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背靠‘大树’，人家就不敢小看你。
作为走向国际的中国艺术家的一份子，肩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重担，有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
（莫利亚：《荣辱不惊——访杰出油画艺术家陈逸飞》下）在海外生活了10年的陈逸飞，常常把一个人和一个民族联系起来想，只有祖国强盛，自己才生活得有底气。
陈逸飞把落脚点定在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是因为他觉得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面临海洋面向世界的，有利于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争取尽可能广阔的市场。
他本人就是海派文化的结晶，他喜欢海派文化，他也善于在海派文化中腾跃。
人们对上海文化现象的一种称呼就是海派。
也许有的人把它称为褒义词，也有人认为是贬义词。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海派文化是一种文化特性的描述，我想更重要的不在乎这样一个名称，而是在于它的文化特质。
这次回国再创业，是随着回国密度的加大，频率的增高，逐渐稳定下来的。
在传媒上，我们看到，有人说陈逸飞1990年回国发展，有人说陈逸飞1991年回国发展，有人说陈逸飞1993年回国发展，有人说陈逸飞1994年回国发展，其实都是对的，因为陈逸飞回来发展后还不断在中国和美国飞来飞去，往返在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