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告别会的第二天，上海的一家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开列了参加告别会的各界名流：余秋雨、陈凯歌、王安忆……开列名单的这位年轻记者，肯定是岔了，想当然地推理，余秋雨是陈逸飞多年的好朋友，他肯定参加了陈逸飞的告别会。
其实，此时余秋雨先生和夫人马兰在美国访问已经有一些天了，他们很有可能不是在第一时间得到陈逸飞逝世的消息的。
同乡同龄余秋雨是在美国知道陈逸飞在上海仙逝的消息的。
应美国东方文化基金会、耶鲁大学、美国强磊出版社和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邀请，余秋雨和夫人马兰于4月13日至14日访问康涅狄格州，作中美文学交流之旅。
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他身穿陈逸飞送的服装，以示悼念。
余秋雨是应华美协进社之邀，来美作一年一度的《胡适讲座》的。
4月13日中午，结束了在纽约、华盛顿的访问后，余秋雨夫妇到达康州纽海文。
在耶鲁大学，余秋雨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和出路》的演讲，听众爆棚，以致隔壁B厅正在开会的主办方，主动拉开活动门合二为一，才使站着的听众能有座位坐下。
惊悉好友陈逸飞先生去世，余秋雨十分沉痛，他说：这是太大太大的损失！余秋雨下午演讲时，特意穿上陈逸飞送给他的品牌服装。
他沉重地说：我穿上他送的衣服，是为了悼念他。
这令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马兰回忆说，陈逸飞为她画了一幅油画，作画近半，陈逸飞打来电话请他俩去看画。
他俩还没有来得及去，就听到这噩耗，油画也成了未竟之作。
这些年，余秋雨和陈逸飞常被有关机构和媒体安排出现在同一场合，或者分别出现在同一系列活动的不同阶段。
这里只说几个例子。
1998年初，为了弘扬中国文化，祝贺国际频道开播5周年，中央电视台向全球直播了一台跨越星空的大型综艺晚会，余秋雨和陈逸飞被邀请作为发表祝辞的嘉宾出席了晚会。
我从头到尾看了这台晚会，余秋雨和陈逸飞都发表了简洁而富有魅力的演说。
后来林振宇在《跨越星空：追求高文化品位》一文中这样评价余秋雨和陈逸飞的出席：晚会还特邀了余秋雨、陈逸飞等知名人士任晚会嘉宾。
余秋雨先生谈了中国人爱家思乡情结的深层文化动因，陈逸飞先生则谈了绘画与中国音乐意境的融合。
他们的参与大大提高了晚会的文化品位，获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中国文化报》1998年1月17日）他们两人上电视的频率不算高，但大多出现在令人注目的时刻，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2000年7月至2001年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人人网新世纪论坛系列演讲。
余秋雨和陈逸飞又出现在这一活动的邀请名单中。
余秋雨开坛作了《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演讲，然后陈逸飞、白岩松、谢晋、陈思和、王安忆等知名人士先后亮相，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展望已经来临的21世纪。
余秋雨和陈逸飞与一批文化名人一起共同发起、启动并完成了梦归海上——吴作人艺术回顾展。
发起书说：吴作人先生素有在上海举办画展之心愿，盖因先生入门从艺始于上海、作品首展在上海、赴欧学艺启程于上海、与萧淑芳女士定情于上海。
因之上海始终是先生梦魂萦绕之地，此情脉脉，念念于弥留之际。
我等感于先生之高风，更念与先生难忘之师恩与友情，于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汇百卅件精品，假上海美术馆举办此展，以飨沪上大众与各界友好，告慰先生未了之夙愿。
（《文汇报》2003年4月22日）吴作人的艺术人生与上海有着如此深刻的文化关系，是成长于上海又长期创作于上海的余秋雨和陈逸飞十分关注的文化现象。
正如发起书所言，我等以对先生无限景仰与怀念之情，倡办此展，重温先生旧作，温故而知新。
他们是有意在向先生学习，为上海作更大的文化创造。
令人感动的是，余秋雨和陈逸飞联手打造抗非典公益广告片的行动。
2003年的春夏，一场被称为SARS的重大灾难突如其来，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是一次深刻的挑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众多的文化人显示了他们高尚的人格，余秋雨和陈逸飞的携手合作也是重要例证。
当时正值非典疫情肆虐，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邀请余秋雨为一部公益广告片撰稿时，余秋雨一听是为了抗击非典，马上放下手头文稿，一口答应无偿撰稿。
而陈逸飞听说是余秋雨撰稿时，也无偿地自愿担任导演。
两位文化名人携手，分文不取，共同为拍摄一部抗击非典的电视片而出力。
余秋雨撰写的公益广告语是用散文的笔触写的，区区几十个字就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和人文力量：谁也不想预约灾祸。
如果它不期而至，我们确也懂得：人类的净化，大半来自病疫，人类的相助，大半来自危急，人类的高贵，大半来自灾难。
当一切很快过去，回过头来会发现，我们跨出了多大的一步！智者不乱，仁者无惧。
字里行间闪现着自信和乐观。
对这篇文稿，陈逸飞很是欣赏，他说：它站得很高，给我们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陈逸飞表示，这是自己导演的首部电视公益片，短片表现的是仁者无惧的抗击非典的主题，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
陈逸飞说：从短短一分钟里，给观众一种体验，告诉大家长久以来在灾难面前，人类向来都是认真而乐观的，坚定我们战胜‘非典’的信心。
余秋雨和陈逸飞邀请另一位重量级文化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为该片作曲。
余秋雨为该片写的文章，是他一生中用散文笔法所写的最短的一篇作品，而该片也可以说是艺术家陈逸飞一生中拍摄得最短的一部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