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逸飞同年同乡，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上海狗协会的会员（属狗的人），我俩是协会中最小的。
他的突然辞世让我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在他未成名时我们就相识，加上我们还有几分相像，所以常常有人把我们两个搞错。
最有意思的是，以前常有读者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而他居然也就大笔一挥签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是陈逸飞而不是余秋雨，不过他替我签也是一样的。
他不太会说话，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记得我在进行千禧冒险之旅前，国内很多人只知道我要走一段崎岖的路，但并不知道其中蕴涵的危险性，但陈逸飞对于塔利班等武装力量还是有所耳闻；知道我此去生死未卜，临行前他特意送了我一套他设计的最得意的衣服。
他觉得即使我不幸死在那里，那么在死时能穿着他的衣服，他也觉得很欣慰。
所以在我得知他死讯的第二天，我在一个大学进行演讲时，就穿着他送我的这套衣服，以此表示悼念。
在非典横行的时候，由我写词，和逸飞合作拍过一个有关抗击非典的公益宣传片；之后，我们还一起替戒毒所的戒毒犯制作过一个电视短片。
坦白说，陈逸飞在国外的影响力丝毫不比国内差，而外国人对他的了解甚至超越了国内的人，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而不是非议。
我几乎每次在大学演讲，都会被问及对于陈逸飞被冠以文化商人的称号怎么看，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商人就那么丢人呢？一个文化人不能找到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只能去扮演商人的身份；这不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思，反而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难道这不奇怪吗？！比起国外很多艺术家所涉及的领域，陈逸飞所做的其实是很狭窄的。
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借用上海城市的特殊魅力，在国外运用反思的理念和技巧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探索的艺术家。
他笔下的仕女都没有表情，但这种无言的美丽恰恰是中国失落很久的东西。
其实按照陈逸飞当时的成就，他完全不用在乎钱财和名声了。
他之后不论是办杂志还是拍电影，都不是为钱，而只是为了一种信念，他总是觉得自己身上有种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美丽。
陈逸飞生前有两个愿望，一是办视觉杂志，二是办视觉大学。
这两个愿望他都没能实现，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金钱，包括电影也是他探索视觉艺术的一部分，《理发师》也是他未完成的心愿！如果大家能冷静地回顾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视觉事业。
当时他正为那本视觉杂志的发展不顺而捶胸顿足，加上《理发师》进行得不顺利，一顿饭他讲了四次我真想吐血，没想到他最终也是吐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