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指出一点：迅速重建不太可能。
无论建筑家们怎样精心设计，我依然不相信我们拥有适于重建的心理状态。
按照人类走过的历史来判断，重建的前景也许不错，但那是从长远来看。
文明总不免经历一些奇异的倒退，而我觉得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倒退阶段。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
我相信，在建立和平之后，宽容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举个实例来说：我一直在想，假如和约签订之后，我遇到了曾与之战斗的德国人，我该作出何种反应。
我不该试图去爱他们，我在心里找不到这种情感，我至少还记得他们打碎我那窄小丑陋的公寓楼里的一扇窗的情景。
但是，我会努力去容忍他们，因为那符合常理，因为战后我们还要与德国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可能铲除他们，正像他们未能成功地铲除犹太人一样。
我们将容忍他们，这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这样做。
我并不把宽容视为一种伟大的、永久的、神圣的原则，虽然我可以引用基督的名言在我主的房中有许多间屋来支持这一观点。
宽容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个过挤过热的星球。
当爱消退时，宽容依然存留，而爱消退起来是很快的；我们只要走出家门，离开亲友，与一群陌生人一起排队买土豆，爱马上就消退了。
在队列中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队为什么这么慢？在地铁中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胖？在打电话时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人为什么这么聋？或者这人为什么这么口齿不清？在街头、在办公室、在工厂里都需要宽容，而最需要宽容的莫过于阶级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了。
宽容本身是单调的，但它要依靠想像力来获得，因为你必须为别人设身处地地着想，这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精神训练。
为容忍别人而不断努力，看上去好像是柔弱甚至没有骨气的行为，因而它有时会引起性格豪爽之人的反感。
伟大人物提倡宽容的例子，我并不能举出很多。
圣保罗不讲宽容，但丁也不讲。
不过，毕竟还是能想起一些名字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印度，笃信佛教的国王阿索卡让人镌刻碑文，不是要记载他本人的丰功伟业，而是告诫世人要存宽恕之心，要相互理解，要维护和平。
在四百年前，荷兰学者伊拉斯莫超然于狂热的新教和旧教徒的争斗之外，并因此受到了两派的夹击。
同属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那宁静的乡村房子里写出了诙谐、精妙、机智的文字，直到今天，文明的人们还能从中获得乐趣和信心。
在英国则有哲学家约翰・洛克，自由党成员、开明的神甫西德尼・史密斯，还有劳维斯・狄更生，他的《现代论集》是论宽容的经典之作。
在德国―――没错，是在德国―――出现了歌德。
所有这些人都支持我在前文中尽力要表达的信条。
它尽管是静态的，但对于拯救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却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还有两句话。
首先，狂热表现在别人身上就很明显，表现在自己身上就难以觉察了。
比如说，我们很容易看到纳粹在搞种族歧视，他们从得势以来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早就臭名远扬了。
可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与纳粹相比，我们的罪责要轻得多。
然而，不列颠帝国里果真不存在种族歧视吗？不存在肤色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