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
这就激起了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
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的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的鱼干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品。
衣衫褴楼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
这艘旧船像是感染到即将启航所引起的兴奋，吱吱嘎嘎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
寒风阵阵掀起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得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拥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
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绉绸衣服，脸上搽了点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
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
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嗨，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
除此以外，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所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
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赛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
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
我讨厌老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赛拉总是穿这件衣服。
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
我对于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啦！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
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
他们给了我一些丸药让他吃。
嗯。
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
他把办公桌前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
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只有给自己添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
他使劲吸烟。
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
发电机烧坏了。
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
我和赫布?罗斯联系，他告诉我说你叔叔在那儿。
我很钦佩他，所以——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么？ 不，都不是。
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
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
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
对犹太人说来，那倒是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
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
瞧，就这么回事儿。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传说。
我说不准。
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
我是船舶机械师。
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
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像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得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的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到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
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个圈套，为了要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
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
她很快地讲下去。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
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
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
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
最靠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像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
他微笑得更厉害了。
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
’就是逾越节塞德餐 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
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
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
我们会走的。
你也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就不住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就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看。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都没有！我是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使她吓了一跳。
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
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
那是我的妻子。
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生活都是在危险之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
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小彩色照片。
这是我的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她的记忆中再现了。
他看上去挺年轻。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之脑后——那些愚蠢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昏迷，周围尽是陌生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
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给毁了。
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
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全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是无比甜蜜的。
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
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抽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
你从来没碰到过像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