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好。
艾克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丽做了个手势，领着她走到了房门口。
他在那儿对走廊里一个党卫军士兵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把她带走了。
艾克曼关上房门，走到办公桌后面他的位子那儿。
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长又细，两眼狭小，下巴很尖，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可是这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丑恶。
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边。
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嗥叫：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他妈的当你到了什么地方？ 他刚这么一叫，布格尔就跳起身朝我直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耳朵直响。
他举起手来时，我朝旁边让了让，所以这一下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出去。
我沉重地跪倒在地。
眼镜也掉了，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
布格尔用皮靴踢了我一脚，或者不如说是踹了我一脚，我滚倒在地。
然后，他对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尽管叫我痛得要吐，他还没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轻蔑地踢了一下，就像踢一条狗那样。
我来告诉你，你是什么东西，布格尔对着我大声吼道，你只不过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你听见了没有？嘿，你这个发臭的老屎堆，你当成你还在美国是不是？他绕着我兜来兜去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那双移动着的黑皮靴。
接着，他又对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
你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懂吗？要是你这个死脑袋瓜连这个都不懂，你这条老命就连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脚尖着实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
我只觉得浑身火辣辣地疼痛。
我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眼睛发黑，痛苦不堪，简直惊呆住了。
我听见他走开去，说：爬起来跪着。
我浑身哆嗦着照办了。
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我喉咙作紧，吓得说不出话来。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
有一个想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心上：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克曼好像没事人一样说。
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儿，扶我稳住身子。
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
这时，我才一下看出了爱泼斯坦的脸。
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说。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像个银行经理似的。
现在。
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
艾克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揶揄意味。
他所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
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犹太教法典，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
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并立即处决。
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
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克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
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
由于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
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
我决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
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
他说爱泼斯坦会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简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
我从椅子上几乎站不起身来。
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
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
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使自己像平常那样走。
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
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
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
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
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
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
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
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
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
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
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
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
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
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
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
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
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
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
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匣 。
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这且不去管它。
我教授犹太教法典，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
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
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
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
当我把那些经匣，那些里面装着摩西语录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头上和手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
事实上，虽然我独自一个，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
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下去。
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克曼。
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
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
所以要戴经匣。
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目睹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
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见更有说服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