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
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
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
神父骤然一迭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
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
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
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
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
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
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
他从来没改变过。
直到今天也没改变。
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
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
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
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
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
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
声调冷静些了。
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
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
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打比。
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
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
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
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
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
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
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
我们正在饮鸩止渴。
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热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
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
我承认，这有点无谓浪费时间。
喜欢。
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
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外交官是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送情报的，而电影院就是个通常的接头地点。
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
他弄得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
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
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
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
说起来，一是他有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不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骨子里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觉得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他丢了官，可是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
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
蓦地里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
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平?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
你知道吗，平?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
七点钟一场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
马丁神父找了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
他们看着平?克劳斯贝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就换个座位，远远搬到前排去了。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
帽子掉在地板上了。
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
斯鲁特那边邻座坐着一个满脸脓疱的姑娘，只顾在看平?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件事。
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
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
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
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拼命克制自己，不敢加紧步伐，其实是不敢奔，却是信步走回寓所。
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在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个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
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水味儿。
面上一页盖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
文件的标题是： 会议纪要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格罗斯—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 次长级会议 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单。
党卫军第二把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这次在柏林郊区万湖召开的会议。
斯鲁特正打算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翻译出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
我是塞尔玛?阿谢尔。
你肯请我吃饭吗？ 塞尔玛！天呐，好呀！她听出他一股子热情，不由乐得哈哈大笑。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趁还没换装，他匆匆翻了一下文件。
主要论点是把大批欧洲犹太人由铁路运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强迫他们修筑公路。
这件事既不新奇，也不怎么骇人听闻。
要知道俄国和法国的战俘也被当作奴隶劳动力使用呢。
德国人甚至还强迫意大利人进厂干活。
德国人称王称霸，对犹太人尤其残酷，因此才搞出了这个筑路工程计划。
斯鲁特弄不懂为什么神父要花这么大力气把这些材料给他。
他把这包东西塞在床垫子下，回头再来细看。
塞尔玛开了她那辆灰色的双人座小菲亚特来接他。
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脸蛋半掩在雪白的狐皮领子里，一脸正色，眼睛明亮，羞人答答。
她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平生第一回做了两件坏事。
塞尔玛一双纤细的手搁在方格台布上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
其中一件就是开口叫一个男人请我吃饭。
这件事不算坏呀，幸亏你做了，我很高兴。
还有一件呢？ 更坏了。
她陡的尽情大笑，用手碰碰他的手，一下又赶紧缩回去了。
塞尔玛，你的手好凉。
怪不得，我紧张极了。
可为什么呢？ 嗯——为了要把一件事讲清楚，上个月请你去吃饭可不是我的主意。
是爸爸出我不意请的。
根据你谈到那位在锡耶纳的朋友的情况，看来你对放肆的姑娘并不介意，其实我倒偏偏不是这种人。
我把我遇见你的事告诉了父母。
他们对你是久仰了。
爸爸在此地当了多年犹太人协会的头头。
眼看随着德国人每次取得胜利，我们在伯尔尼这儿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这对我倒是一种教育，塞尔玛开头几句话说说停停，以后就呱啦呱啦谈开了，她惊叹一声道：一种冷眼看人生的真正教育。
爸爸资助过医院、歌剧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院，样样都资助！我们家过去是个宾客盈门的人家。
可如今——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