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读懂战争这本大书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个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为什么？穷，穷则思变，要革命，要造反。
可那时哪儿不穷，为何红安独领风骚？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也是巨大的作用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安人董必武，1920年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红安先后有30多人入该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回乡宣传马列主义。
于是，才有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韩先楚忧心忡忡。
中国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
可从当年红军肃反开始，我们为什么总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拿知识分子开刀呢？他在办公室转着转着，突然停住：你们说，我是不是知识分子？秘书夏承祖①和江如芬，看看韩先楚，又转而互相对视着，愣住了。
知识分子应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又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司令员肯定是个脑力劳动者，可那另一半呢？他有领导能力、水平，战争年代打了那么多好仗，一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是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都不如他。
国民党那些从著名学府、军校毕业的将军，更是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从这上讲，到底是谁更有知识呢？可从传统和现代的标准讲，这知识分子的标准，不都是以相当的学历来界定的吗？那么，你这个只读过一年书，芬、芳不分的大老粗，又怎么能算作知识分子呢？两个秘书认定司令员的问题有道理，可问题来得太突兀，一时间就难以作答。
韩先楚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道：我是知识分子。
声音不高，却是坚定、自信，甚至还挺自豪。
本书写到的这些名将，无疑都是战争大学的高才生，军事科学领域中有真才实学的大知识分子。
一个杰出将领的名字，总是与一个或数个著名的战斗、战役相伴的，和平时期而能够青史留名的将军，应该是理论研究型的，而这种将军的成果，也需要下一场战争才能证实它们的价值。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四野当然不止本书写到的这些名将，一野、二野、三野还有那么多名将。
战将如云。
他们是从千军万马中打出来的名将，首先则是幸存者——谁知道第一次战斗，刚跃出堑壕就中弹牺牲的知名的不知名的烈士中，有多少人后来可以成为名将？17、1927年6月的一天，一位身材瘦长的农村青年，急匆匆地来到驻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招兵处，报名当兵。
负责招兵的军官，先简单地询问了他的籍贯和家庭情况，接着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位青年稍一迟疑，然后语气坚定地说：黄永胜！哪几个字？黄颜色的黄，永远的永，胜利的胜。
军官笑了：永远打胜仗，这名字好，你一直都叫这个名字吗？我在家叫黄叙全，是为参加革命军，才改了名字的。
你当兵不怕打仗，不怕死吗？怕死就不来当兵了！招兵军官对这个青年产生了好印象，当时部队还要继续北伐，正在广收兵员，当即表态：好，你就留下吧。
以上为笔者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前辈，1997年前写的《黄永胜传》的开篇文字。
黄永胜，1910年生于湖北咸宁县高桥镇黄铁村普通农家，读过5年私塾，1922年夏考入武昌国立张之洞学校，第二年12月辍学，回家种田，并学会编竹篾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