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原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这时是华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住在军区大院。
两家比邻而居，中间院墙开个栅栏小门，常来常往。
陶铸年长两岁，参加革命也早些，黄永胜对他很尊敬。
陶铸主要精力在地方，政委只是兼职。
军区重要工作，黄永胜都要求军区机关向陶铸报告，重要会议请陶铸到会。
作为地方党委一把手，陶铸对军区工作大力支持。
黄永胜常讲：有陶政委这个班长掌舵，工作好做，放心。
陶铸是1966年5月调中央工作的，仍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8月，陶铸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
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突然宣布陶铸到中央后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一夜之间，陶铸沦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由红桃四变成黑桃三（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黄永胜目瞪口呆。
这也是两年半后，他不愿进京履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4月14日，周恩来为处理春季交易会问题来到广州，用3个晚上25小时，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200多人座谈，了解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据说，周恩来高超的革命斗争艺术，给黄永胜留下深刻印象。
这期间最使黄永胜震惊的，是武汉的7?20事件。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奉召进京，造反派得知他住在京西宾馆，强行冲入，在楼内到处搜抓。
当时黄永胜就在京西宾馆，还有中央文革为声援武汉造反派组织的百万人大会的疯狂场面，都不能不使他感到下一个7?20事件会发生在哪里。
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湖南省军区因为不支持造反派的打砸抢烧杀行为而被改组，几位领导人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关押。
湖南省军区是广州军区下属单位，广州军区能没有责任吗？他知道，信手拈来的任何一件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人劝他：别上火，没事儿，你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在黄永胜的老领导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林彪、罗荣桓了。
对于林彪的治军之道和指挥艺术，黄永胜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林彪的孤僻性格，让他感到拘谨，有些难接近。
每次进京，倘非召见，很少登门，有事求见，也要预先联系。
而对罗荣桓，除崇敬外，又多几分亲情，几乎进京必去。
罗帅跟他谈工作，唠家常，对于他的毛病也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领会老领导的苦心。
罗帅到湖南考察，顺便回家乡探望，他全程陪同。
1963年12月16日，罗帅去世，在北京举行葬礼的同时，广州军区也在军区礼堂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追悼会。
1968年3月23日，黄永胜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去北京受领任务。
当天深夜，乘北京来的军用专机进京。
24日晚，驻京军事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近万人，齐集人民大会堂。
待到21时30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挥动《毛主席语录》，依次走上主席台。
明眼人立刻发现没了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却出现了身材高大、一些人并不熟悉的黄永胜，就听到有人情不自禁地道：这人是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