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直道危行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讲和。
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
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
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
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
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
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
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
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
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两人的仇隙更深。
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
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
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
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
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
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
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
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
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
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
三大帅罢兵权后。
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
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且备反侧！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
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
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
他说：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
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
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
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
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
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
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
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
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
岳飞说：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
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
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
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
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
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
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
张俊听后，艴然变色。
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
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
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
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
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
张俊心虚，便问：将士何故擐甲?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
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
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隐患，也扫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碍。
但张俊却执意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枢密行府设于镇江府，以便直接掌管这支原属韩世忠的部队。
第二节罢官赋闲岳飞不能制止张俊的胡作非为，于七月初回行在临安府后，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帅，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
在韩世忠的问题大致解决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
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他在不允诏中说，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
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
举措如此，朕所未喻。
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
词意如此剀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岳飞施展才能，御敌抗金，尽管岳飞不识抬举，而皇恩仍是曲加优容。
其实，这不过是一纸侮弄忠肝义胆的臣僚的文字游戏。
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行朝，有虚位而无实职。
当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确表示了愿媾和的意向，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
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
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
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
宋高宗下不允岳飞辞职诏后，对岳飞的弹劾奏章也接踵而至。
这是在秦桧的唆使下，由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名台、谏官出面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像岳飞那样兢兢业业献身抗金事业的人，确实并无什么把柄，可资以纠弹。
即使在此类肆意诬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
作为攻讦口实者，主要是以下数事。
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
言语含混，其实是指岳飞建议立皇储和反对与金媾和。
此两事仅一笔带过，尚不作为攻讦的重点。
第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思报称，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
第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
第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
后两条则完全是摭拾张俊之唾余，含血喷人。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散布流言飞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
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
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
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
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
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
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
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
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
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
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
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
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
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
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
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
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
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
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
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
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
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
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
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Ｍ。
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
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
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
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Ｆ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Ｆ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
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
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
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
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
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
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
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
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
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
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
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
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
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
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
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
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
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
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
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
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
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
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
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
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最多是贬谪。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Ｇ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
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
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
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自唐德宗后，中央政Ｆ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
由于唐朝中央政Ｆ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
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
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
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
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
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
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
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
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
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
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
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
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
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
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涂）。
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
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
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
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Ｆ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
权力实际上更集中。
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
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
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
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
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
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
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
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
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
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
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
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准对公卿辱骂。
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
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
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
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
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
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
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
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
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
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Ｆ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
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
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Ｆ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國Ｍ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Ｆ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Ｍ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Ｆ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Ｆ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Ｆ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Ｚ義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Ｚ義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Ｚ義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Ｚ義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Ｚ義，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