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下载的该电子书来自:TXT赛看欢迎访问: www.txtsk.com.cn《宋医》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
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
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
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
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
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
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
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
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
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
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
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
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
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
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
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
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
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
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
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
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政法令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
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
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
《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
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
《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
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
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二、医事制度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
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
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
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
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央医事机构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
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
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
宋代职官十之**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
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
(二)地方州郡医官制州郡也有医官。
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
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三)国家药政机构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
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1、尚药局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
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
2、御药院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
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
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
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
(四)官办药厂与药店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
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
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
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
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
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
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
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
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
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变得有名无实。
(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1、安济坊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
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
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
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
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
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
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
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2、居养院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
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
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3、福田院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4、漏泽园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
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
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
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慈幼局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
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6、保寿粹和馆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
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7、病囚院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
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三、医学教育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
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
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
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
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
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
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
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
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
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
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
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
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
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
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
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
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
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
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
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
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
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
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
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
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
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
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
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
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
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
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一)书商刊本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
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
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
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
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
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
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
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
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
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
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
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
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
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
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
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
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
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
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
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
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
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
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
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
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
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
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
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
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
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
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
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
大肠之旁则有膀胱。
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
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
脾则有在心之左。
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
其中黄漫者脂也。
’就已知中医文献来看，吴简对人体胸腹脏器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描述，较之前人详明而准确得多，实际上他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明确指出脾在心之左(不言而喻，肝则在右侧)，从形态学上纠正了左肝右脾的错误认识。
不过，吴简的论述中仍有一些错误。
由于时代条件的同限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欧希范五脏图》不仅在生理解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在病理解剖方面也有可贵发现。
吴简所云：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
久病咳嗽而致肺颜色发黑的病理解剖现象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解剖发现不仅以事实说明中医学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相关理论，而且首开了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体内脏形态的改变寻找体表病症产生原因的先例。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
《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
《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
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
从中可知，《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
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
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
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认为肾脏有一管直通前阴(以泄精)，并漏绘了胰脏等等。
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
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体实际解剖在欧洲极少见到，《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水平，早在十一世纪曾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可惜囿于长时期封建社会诸种因素的束缚，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病因学和诊断学(一)病因学由博返约自唐代至北宋数百年间的医书，论述病因基本上都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
南宋时期的医家陈无择另辟路径，他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病因学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病因学理论获得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强调：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
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
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递，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著、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外因。
在这里，陈无择按照病因的来源、致病过程等将所有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因，指气候因素，即六淫，也包括疫疠之气;内因，指情志因素，即七情;不内外因，指内因和外因之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不适当的饮食、劳累、房事、外伤、事故等等。
这种归纳概括了各类病因的性质，对于病因学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后世医学进行病因分类的依据。
(二)诊断学上的创新脉诊在宋代有重要进步，产生了几部脉学或以脉学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如崔嘉彦的《脉诀》、刘开的《脉诀》和施发的《察病指南》等，这些著作为普及和发展脉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医家崔嘉彦所撰《脉诀》(又称《崔氏脉诀》、《崔真人脉决》、《紫虚脉诀》)是一部以四言歌诀形式写成的普及性脉学专著。
它以通俗简捷的文笔阐述了脉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寸口诊脉的生理学基础，寸口分部及其常脉，寸口各部之脉所主脏腑和躯体部位，迟、数、浮、沉四种基本脉象的标准，五脏常脉。
七表八里九道脉的脉象，脉病互参之理，各种病证的脉象和各种脉象的主病以及脉应四时之理等等。
尽管这部书在脉学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多大突破，但却比较成功地将复杂深奥的脉学知识以简明晓畅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表述，便于初学者习诵和掌握，易于推广，以至成为后世学习和传授脉法的重要蓝本，反复为其它脉学著作所借鉴。
南宋另一位医学家，崔嘉彦的弟子刘开(字三点，号复真子)所著的《脉诀》(又称《复真子刘先生脉法》、《刘三点脉诀》撰于1241年，也是一部普及性的脉学专著，刘开并非照搬崔氏而别有新意。
刘氏是以浮、沉、迟、数为基本脉象，以风、气、冷、热分别为这四种基本脉象所主的基本病证。
又根据脉之有力和无力区分病证的虚实;根据寸、关、尺三部与上、中、下三焦的配属关系。
以三部脉象诊察三角病证，再按左右手各部脉与五脏六腑的配属关系，诊察五脏六腑之病证。
从而大大简化了脉学的内容，抓住了脉学的纲领;其所提出的脉象主病的关系在脉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对脉学诊断作出了贡献。
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一部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其贡献在于他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
在施氏《察病指南》的卷中将历代脉学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三种脉象依其指下感觉一一描绘成图，该图依次是：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促、短、虚、结、牢、动、细、代、数、大(实为十一种)：七死脉——弹石、解索、雀啄、屋漏、虾游、鱼翔、釜沸。
图中圆圈表示脉的搏动区间或诊脉的区域及其切按的深度范围。
圆圈内的各种图形是对各种脉象指下感觉的形象描绘，例如肖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上，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表浅，轻按即得，而沉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下，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较深，重按才得;芤脉的脉形图象中空的软膏，按之则陷(如按葱管);伏脉深伏不现，故脉象图的圆圈中没有脉线;滑脉的图形为一串小圆圈，表示该脉如盘走珠，往来流利……这些形象化的脉象图反映了各种脉象的基本特征，它比单纯文字描述也更加直观，对初学者在临床上体会对鉴别各仲脉象有一定的帮助。
施发的脉象图，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应当肯定其历史价值。
三、《伤寒论》的整理研究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同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
《伤寒论》其书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次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
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择六经等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
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一)庞安常与《内容总病论》庞安常曾以善治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
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
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
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仲景方。
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一，578，四库全书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
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唯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
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
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
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
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二)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虽旨在广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仲景的三个承气汤。
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结而后方成热病。
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
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
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三个阶段，逐步递成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
总之韩氏的主张是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
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三)朱肱与《南阳活人书》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旨近二十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
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
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
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
如伤寒一二日，认为是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
他经均作类似说明。
此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
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
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
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
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
此外，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
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
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
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至变证。
(四)许叔微与伤寒论著三种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三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三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
许氏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
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
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
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
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辩证的发挥。
许氏认为人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瞪实莫之能辩。
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
指三田为阳，三阴为阴。
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
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
至于阳证似阴，阴证阳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样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
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
《伤寒发微论》大祗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二十二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
《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
许氏选择了九十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
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郭雍与《伤寒补亡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辫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
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
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
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
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
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已说。
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恐怕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运气学说的兴盛以运气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论述运气学说的专著)为标志的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却是罕为人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直到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之中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
唐代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几部运气学说专著和专篇，如《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和《元和纪用经.六气用药增损法》等，其中除《昭明隐旨》已佚失外，其余三部书尚存，这几部书旧题为王冰撰，但据其内容考证可知，均为唐代后期人士伪托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57～1067)，由校正医书局将王冰重新编次的含有运气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黄帝内经素问》选作范本，加以校正并颁行全国。
运气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为医学经典——《素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颁行全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它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扩大了运气学说在医界的影响。
因此，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
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赵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圣齐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
这一措施不仅在全国医界、而且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和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时期。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以下简称《运气论奥》)成书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
全书共三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三十个专题，对运气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明和发挥，《运气论奥》立论比较醇正，不象《玄珠密语》和《天元玉册》那样偏僻驳杂，更无占卜灾祥的内容。
它忠实于运气七篇的基本精神，着重摘取。
运气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论格局，加以阐释和发挥，该书以相当篇幅对五行生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数、纳音、月建、四时气候、九宫分野等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加以论述，也是为了阐发运气学说，使之便于理解。
《运气论奥》是中医史上的一部较重要的运气学说专著。
南宋时期，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针对年干和年支详细而具体地开出了治疗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证的十六首方剂。
这是将运气学说的治疗原则具体落实到方药上，继《元和纪用经》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运气治疗学说。
宋代运气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运气有常有变。
最先明确提出运气的常变之辨者为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谓常是指经常性的、规律性的变化，变为异常的、特异性的变化。
沈括认为气候及其病候的出现有常有变，运气所决定的是规律性的气候病候，而在其之外还有特异性的变化;因此在应用运气学说时就不能胶执于定法，不知变通。
而应结合其时其地的具体气候病候来加以判断，《圣济总录.运气》也承认运气有常变之别，运气理论格局反映的是其常——定期之纪;由于种种原因，运气也有变异;对于变异的情况，就不可拘泥于常理。
提出运气有常有变是为了告诫人们要灵活应用运气学说，将运气理论格局与具体时间地域的气候情况相结合，知常达变。
这种主张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
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
《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到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
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际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理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用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
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
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
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
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
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
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十一日，名重阳药市。
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二、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开宝本草》：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
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
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
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
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
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
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
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
《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
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
《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
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
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
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二)《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草》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
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开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右、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
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
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
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
《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
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进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
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
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于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
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
《嘉祐本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
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了《开宝本草》。
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标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
《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编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
《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大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
《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四)《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百焉。
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
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
《大观本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
《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医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
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部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
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五)《绍兴本草》：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本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
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
书成，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
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物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长，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
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三、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
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阐明新义的综合性本草著作1、《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
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
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
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异，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
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
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
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
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
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
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
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
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
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
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
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
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
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
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
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
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
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
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
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
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
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
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
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
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
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
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
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
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
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
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
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
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
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
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
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
《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
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
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
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
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
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
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
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
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
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
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
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
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
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
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
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
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
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
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泛滥的病理机制。
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
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
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
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
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
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
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
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
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
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
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
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
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
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一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
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
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
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
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
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温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
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
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二、外科与皮肤科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
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元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
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
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
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据《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常用参考书。
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
《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
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
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录而传世。
《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
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疗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
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癌字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
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
可见作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
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代有了更多的进步。
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
《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
例如该书强调：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
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
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
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
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
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
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
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
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
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
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
……，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
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
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
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
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
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
(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
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
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
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
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
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
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
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
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
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
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
《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
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
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
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四、妇产科宋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
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
著名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
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
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
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一)有关月经失调的新见解对劳瘵骨蒸(结核病)引起的闭经，陈自明除了对闭经进行一般辨证，用通经或健脾益气方药治疗外，并在《妇人大全良方.众疾门》中明确指出：劳瘵、骨蒸可引起完全闭经。
现在看来，这与妇女生殖器官结核引起的继发性闭经极其相似，而且治法也不同于一般闭经，即不用通经药，而采用滋阴清热药。
体现了控制原发病，治病求本的原则，(二)分娩处理注重观察分娩产程产妇临产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况往往影响分娩产程的进展，陈自明要求接生人员在产程开始时，不仅要注意消除产妇时分娩的恐惧心理，而且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营养，以维护产妇体力，等待分娩。
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将护孕妇论》中指出：欲产时不可多人，喧哄怆惶，但用二老妇人扶行及凭物站立。
又说：苦心烦，用水调服白蜜一匙：觉饥，吃糜米少许。
勿令饥渴，恐乏其力。
不可强服催药，早于坐草，慎之。
陈氏还指出，当产程进展至胎膜破水，儿头面出时，始可正式接生。
全兔脑制剂的应用《证类本草》17卷兽部中品兔条下所引用的《经验方》中，有关于兔脑催生丹的记载，其药物组成及制作用法是：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二两。
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
……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储，透风悬。
每服一九，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
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兔脑;现已实验证明脑下垂体后叶含有催产素，具有促进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注射催产素仍是现代产科处理宫缩乏力促进分娩常用的特效制剂。
而中医产科早在公元11世纪末。
就已使用了兔脑制剂催产，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对新生儿断脐后脐带断面的处理《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带痈疮和风证。
早在《太平圣惠方》(刊于公元992年)卷76中，也记有烙脐四方，其药物组成、用法均与之相同。
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三)妊娠用药禁忌仍产后常见疾病妊娠用药禁忌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陈自明对妊娠用药进行了临床研究。
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
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
还将其编成孕妇药忌歌，使医生容易背诵记忆，历代相传，沿用至今，成为产科用药戒规。
妊娠晚期阴.道出血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修胎门》更记载了妊娠晚期阴.道出血。
他说：怀妊将满，胎神已具，坠扑伤胎，甚至下(血)而不醒。
难产杨子建《十产论》最早描述了因胎位异常引起的各种难产，如横产(肩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坐产(臀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盘肠产(产时子宫脱垂)。
并创用了矫正胎位转正的各种手法，(陈自明，《校正妇人大全良方》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兹引述横位、脐带攀肩转胎法如下：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上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
须使产母仰卧，然后推儿直上，徐徐正之。
候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吃了，方可使产母用力，令儿下生。
此名横产。
碍产者，言儿身已极，门路已正，儿头已露。
因而转身，脐带攀其肩，以致不能生。
令产母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
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四)妇女各期卫生陈自明对妇女的生理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注重月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的妇女卫生。
月经期卫生妇女月经期间，全身及局部抵抗力减低，易感外邪。
陈自明一再强调经期卫生的重要性，指出：行经之时，最宜谨于将理。
孕期卫生为了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预防流产、难产，陈自明强调产前先安胎。
并在将护孕妇论中规定了，时常步履，不可多睡，不可饱食，过饮酒醴，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不得负重相登高涉险，要求作好产前准备。
产后卫生陈自明认为产后气血虚竭，脏腑劳伤。
强调产后先补虚。
并规定了产后生活起居应注意的事项。
还提出要注意乳汁通畅，防止妒乳。
五、儿科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
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
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
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确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
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要的小儿脉诊和望诊。
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临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
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
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
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
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
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
《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
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
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
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
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
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
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
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
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
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别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
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
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轮八廓学说的形成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宋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
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
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轮。
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
《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总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
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五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
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类与认识水平明显提高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
《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有眼病的分类纲领。
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
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常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
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
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
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三)五官科名方和外治法的深入研究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论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
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
《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
(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
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断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七、口腔科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
《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
《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口腔疾患。
(一)口齿疾患认识之深化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
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证口疮的先河。
《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苏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二)口齿保健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
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
《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
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
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三)医疗技术进步牙齿再植技术《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
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义齿修复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
并自注云：近闻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
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骨移植术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
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
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
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
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
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
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
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
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
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
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
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
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
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
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
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
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
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
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
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
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
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
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
《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
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
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
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
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
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
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
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
荆、襄、四川准此。
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
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
气未绝而埋瘗者，斩。
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
《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
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
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
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
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曾任护**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
其书交由交馆收藏。
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
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
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
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
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
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
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
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
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
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二、孙用和孙奇孙兆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
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
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
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
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
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
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
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
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
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
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
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
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
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
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许希许希生卒年不详。
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
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
许氏认为应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
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
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
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
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六、掌禹锡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员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
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订《开宝本草》。
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七、林亿林亿，生卒年不详。
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八、郭雍郭雍(1106～1187)，字子和。
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
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
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
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
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九、陈承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
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
陈承幼年丧父，与母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
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
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人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检阅方书。
十、唐慎微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
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
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
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
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
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
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
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
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十一、庞安时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
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
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
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
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
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
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十二、韩祗和韩祗和，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
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年，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
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
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三、朱肱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
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
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
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
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
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十四、苏颂苏颂(1020～1101)，字子容。
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
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
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
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
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
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
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
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
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十五、钱乙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
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
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
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
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
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
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
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
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
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
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
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
成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十六、杨介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
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
杨氏治病每多奇效。
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
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
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十七、董汲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
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
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
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
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
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
《脚气治法总要》2卷。
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十八、陈师文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朗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
精于医术，与斐宗元齐名，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朗廷修订方书。
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
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成《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十九、许叔微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绍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
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
许氏对《伤寒论》研究颇深，著有《伤寒百证歇》、《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书。
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载方390余首，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上，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
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二十、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宇陀萨玛，一译新宇陀、后宇陀或小宇陀(1126～1202)，藏族杰出医学家，生于藏历第二个绕穷的火马年，即公元1126年，家乡是年堆.阁希—热塘，是吐蕃时期宇陀宁玛(老宇陀)的第十三世后代。
据传，他从小聪敏，八岁即开始攻读医学典籍，不久就开始行医。
十四岁时，他曾治好一学者绕顿.贡却金的象皮病，该学者后来也学了医学，并在前藏地区得到卫巴达札的进一步医治，且获得他授予的一部《四部医典》。
为了报答宇陀萨玛苏病之恩，他将此经典著作转赠给宇陀，同时赠与的还有他自己对此经典的注疏。
宇陀如获至宝，悉心钻研，十八岁起，他先后六次赴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学习，拜当地许多贤达为师，学到古印度不少医学典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宇陀萨玛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小八支集要》、《马鸣医学集总注.观察宝鉴》、《切脉学五章》、《实用小卷》、叫《小续甘露精要》、《秘方三纸卷》、《验方小卷》。
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部医典》的厘定，在此之前，老宇陀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
经贡却觉献给小宇陀后，又回到手陀家族手中，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定，不全的予以补充，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的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十八支。
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二十一、施发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
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
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二十二、宋慈宋慈(1186～1249)，南宋法医学家。
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人，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
入太学之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
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他曾任长汀县令、福建路邵武军，替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
嘉熙三年(1239)，宋慈升充提点广东刑狱。
嘉熙四年，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
淳祐元年(1241)，知常州军州事。
淳祐五年(1245)，开始收集编写《洗冤集录》资料，淳祐七年(1247)，除宋慈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处理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曲坤的大事(《洗冤集录.宋慈序》)，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
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萃之，厘而正之，增以已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
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经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
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
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
二十三、陈文中陈文中，字文秀，生卒年不详，宿州符篱(今安徽省宿县)入。
家乡为金人攻占后逃归南宋。
曾任和安郎判太医同兼翰林良医等职。
精通内科、儿科。
在江苏涟水一带行医15年，救治病人很多。
集家传己验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对痘疹进行了专门论述：除《小儿痘诊方论》之外，陈氏还撰有《小儿病证方论》四卷，论叙小儿的保养和发育，小儿指纹及面部形色望治，并论惊风及痘疹证治，附列方药。
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陈氏二书合刊，名为《小儿病源痘疹方论》。
陈氏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
二十四、杨士瀛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生卒不详，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习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历代医学名著研究颇深，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亡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作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
后世将以上三书合刊，名为《杨仁斋著作三种》。
除此之外，杨氏还撰有《医学真经》、《察脉总括》等，今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