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与后来的留学生相比，这批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专业的原则。
在苏联，对年轻人们触动最大的是其高度的电气化水平。
大家都记得列宁说过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
因此，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最受青睐的，罗西北、李鹏、林汉雄、崔军、贺毅、肖永定都选择了它的水力发电专业；高毅也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但是是在土木系学习建筑；自幼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零件的邹家华，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
同样选择鲍曼学院的还有刘虎生和张代侠；一代名将叶挺陨命于飞机失事。
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和飞机设计；江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在土改工作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对探索中国农业社会问题有了浓厚兴趣。
他进入莫斯科农学院，决心献身于农业经济研究；罗镇涛和杨廷藩进入莫斯科财经学院学习财政和金融；项苏云进入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棉纺；任岳选择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业及民用建筑；叶楚梅进入莫斯科大学；任湘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朱忠洪进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
13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49年的莫斯科，还处处显示出残酷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
流离失所的难民沿街乞讨；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拖着残缺的肢体，无声地诉说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是四百五十卢布，这在当时应当算是不低的数目了。
然而战争造成货品奇缺、物价飞涨，抹面包的黄油卖到六十卢布一公斤。
中国学生也只得节衣缩食，买一块黄油要节省着吃很久很久。
比生活的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
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除了极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谢绍明回忆道：我们到苏联时，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
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本人在满洲国印的《露和字典》。
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有些字词和中文相同或相近。
我们就拿着这本俄、日语对照的字典，连蒙带猜，学会了不少单词。
有时看书看的实在太累了，不论寒暑，就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放开冷水冲，一下子打个激灵，抖擞精神继续看。
冬天的自来水冰冷刺骨。
宿舍的管理员老大妈看我们这样做，连忙跑过来阻止：‘不行啊，小伙子！这样会得病的！’到苏联后不久，叶楚梅就因为不适应气候和饮食，患上了肺结核病。
进入大学后，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病情恶化，时常咳血，不得不住进医院。
但是就是住院治疗期间，她也没有中断学习。
她恳请同学们探视时把课堂笔记带来。
每次同学们看望她时，她就不停地誊抄笔记，有问题就请同学讲解，结果课程不但没落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按时参加了考试。
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出院返校了。
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叶楚梅的病情终于恶化了，以致最后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休养。
14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他们树立了中国学生勤奋、团结、友善、自律的完美形象，赢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普遍赞誉。
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
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
1948年派遣留苏的二十一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工作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而他们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卓越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