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
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
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
……’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
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
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
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
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
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
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
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
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
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
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
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
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
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
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
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
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
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
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
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
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