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学院里课程仍然正常进行，教学质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在课堂上，老师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时局的感慨。
可是三两句抱怨之后，他们总会挥挥手说道：算了，不说了，我们继续。
或许，就在上课之前，他还在为生计忧虑；或许，就在下课之后，他又要奔向兼职的岗位，为第二天的面包奔波。
可是就在这里，在课堂上，他就是知识王国里至尊的国王。
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的乐趣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然物我的乐观主义的存在，前苏联的科学巨树才得以保留下高贵的血脉，并且在经历了最严酷的季节后，重新萌发出新的枝干。
然而，最令中国留学生们景仰的，是苏联知识分子捍卫科学真理、不迎合世俗与政治淫威的高贵品格。
马春途回忆道：我对一位讲授苏联军事历史的叫做季莫霍维奇的教授怀有很高的敬意。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地位一落千丈。
可是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他还是客观评价斯大林在指挥战争中的功绩。
有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斯大林已经被打倒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现在还适宜再提吗？’季莫霍维奇教授当场正色道：‘我讲的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意篡改的’。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
我一直牢记到现在。
曾在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学习的刘恕向我讲述了一位名叫达尔曼的老师的故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存在着两大学派。
一派以米丘林为代表，认为动植物的遗传性是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步获得的；另一派则信奉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基因突变观点，被称为基因派。
基因学说的最终胜利，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但是在当时，由于认识工具的局限性，基因学说还仅仅是一种假说。
两个学派的学术争论非常激烈。
针对某个事物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辩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时任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表态：米丘林学派是唯物主义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因学说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而是反动的。
本应是学术领域内的一场辩论，却随着意识形态的介入而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夜之间，基因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信奉基因理论的学者们被打入冷宫，有的甚至被流放。
然而，就在肃杀的政治风暴中，仍然有一些坚持自己的科学信念的人不肯屈服。
达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每次给学生上课，他都把官方的教材丢在一边，从头至尾详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照，学生们获益非浅。
达尔曼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博士论文答辩。
前两次答辩，他都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失败了。
在当时的苏联，一位副博士只有三次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
如果第三次失败，将此生与博士头衔无缘，也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成为教授，永远无法获得科研带头人的资格和学术地位的升迁。
这是达尔曼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在课堂上，他平静地对学生们说：有人已经给我打过招呼，如果这次我不再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将是永远的失败。
答辩那天，全校所有的学生都来了。
答辩举行地图书馆大厅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
学生们打心里钦佩、敬重这位学者，大家都在为他提着一颗心。
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
他会屈服吗？达尔曼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了，因此讲的格外细致、缜密。
尽管很多同学已经不止一次听过他的课，可是这次还是听得如醉如痴。
精彩的陈述结束了。
等待达尔曼的，是观众如潮的掌声和评审团成员铁青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