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管理处不仅是国家管理留学人员的机构，更是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的依靠。
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为广大学生顺利完成在苏联的学习开辟了坦途。
对此，我有着亲身的体会。
我至今记得1988年，当我们这批经历了长途旅行身心俱疲的新生到达莫斯科时，车窗外迎接我们的使馆教育处同志亲切的笑脸；我还记得从莫斯科中转到基辅时，使馆教育处的同志把我们从住处一直送到列车车厢，直到大家安顿下来才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
我更记得，当预科结束后，苏联方面要把我一个人分派到一个偏僻的乌克兰西部小城学习。
孤独和惶恐一下子包围了我。
举目无亲的我，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使馆教育处写了一封信求救。
没想到使馆教育处杨恕、王立生两位老师马上专程从莫斯科驱车赶到了基辅。
他们就我的问题专门与乌克兰教育部进行了磋商，又考察了基辅的几所高校，直到为我确定了最适宜的学校和专业。
就这样，我得以进入著名的基辅工学院学习，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9年11月中旬，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共八十余人抵达苏联。
他们被安置在从贝加尔湖到黑海十余座城市的预科系。
按照苏方的惯常做法，这些学生将留在预科所在城市进入大学学习。
鉴于苏联的一流院校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城市，而且当时大城市的物资供应也好于偏远地区，也为了使同学们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学习环境，使馆教育处的同志们和苏方进行了反复磋商。
第二年夏天，预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最终得以离开所在的二级城市，全部进入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一流高等院校学习。
中国留苏学生最早的自治团体成立于1947年。
这一年，罗荣桓和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来苏联治病。
看到国际儿童院毕业的中国孩子们无人管理，罗荣桓要求大家尽快组织起来，加强政治思想学习，争取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
很快，在苏联高校学习的学生们成立了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由刘允斌、陈祖涛等三人负责。
同学会成立后，漂泊在苏联的中国学子终于拥有了了解祖国形势、提高政治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家园。
1948年，李鹏等二十一名学生到达莫斯科后，在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之外，另行建立了中国留苏学生会，由李鹏担任主席。
后来，两个留学生组织合并，继续称为中国留苏学生会，李鹏为主席、刘允斌为副主席。
1951年，新中国派出的三百多名留学生抵达苏联，留学生队伍空前壮大。
中国留苏学生会改组成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
原红军将领、时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U30]被选举为首任会长。
从此，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
此后，李鹏、夏子敬、陈先玉、宋健[U31]等先后担任了学生会的领导职务。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遵循着严格的党、团组织生活。
驻苏大使馆设立了留学生党委，在留学生所在的各个城市成立了下属党委，在每个大学还成立了支部。
像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则在留学生集中的大学设立总支一级机构，以系为单位成立支部。
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党员留学生过着双重组织生活，除了参加中共党组织活动、向上级汇报工作外，还要出席苏联校方的党组织活动。
每个月，各级组织都要定期召开生活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党内文件、阅读、讨论《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跟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
除了组织政治学习之外，关注学生们的学习和思想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中国学生内部以及与苏联学生的团结，也是各级党团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
作为规模较大的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党支部的一员，许宝文对党组织在留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如数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