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南一间简朴的居室里，莫斯科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陈国藩，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的妻子。
1956年，正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的陈国藩突然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
此时，陈国藩和未婚妻已经恋爱很久了。
为了让即将出国留学的小伙子解除后顾之忧，热心的领导们为他们张罗了一个朴素而热烈的婚礼。
一周后，陈国藩就动身去北京了。
组织上出于照顾，随后又将他的妻子也调到了北京。
在留苏预备部的近一年时间，陈国藩和妻子度过了新婚燕尔的短暂幸福时光。
陈国藩出国后，妻子独自一人留守在北京的家中，孕育腹中的新生命。
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打水时妻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婴儿早产了。
妻子独自一人挣扎着，几乎是爬到了医院。
孩子虽然保住了，可是却因早产先天身体孱弱，再加上对母乳过敏，连续腹泻不止，以至于得了肠梗阻，被送上了手术台。
孩子的医疗﹑手术费用要三百余元。
对于收入平平的陈国藩夫妇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
正当妻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幸好在唐山和北京的亲友们予以帮助。
大家七凑八凑，才凑足了手术费。
孩子再次从死神手中被抢救回来。
厄运还没有结束。
在医院肝病病房从事医生工作的妻子，由于和病人接触又不幸感染上肝炎。
1959年，陈国藩回国探亲。
他惊讶地发现两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衰老了很多。
她在来信中，总是说自己很好、孩子很好。
家里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她从来一个字不跟我说。
我是从朋友口中，才知道这些年来，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磨难。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沉默了。
他抬起头，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照片上。
冬日午后明澈煦暖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口涌入，刚好投射在合影上。
照片中，满头银发的陈国藩夫妇端坐在子女孙儿的簇拥中。
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
陈老动情地说：所有同事都说我们两口的感情非同一般。
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谢我的老伴。
她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牺牲了健康。
我常常对我老伴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和你结婚。
这时，老人的妻子恰巧走进来。
她一边为我满上茶水，一边轻轻说道：这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语气竟如此淡然和轻松，仿佛听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
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
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
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
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
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
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
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
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
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
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
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
我了解我的丈夫。
我相信他会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