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
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
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
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
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
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
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
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异国情缘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
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
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
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
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
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
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
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
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
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