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年轻的朱训和同一批出国的二百多名学子一起，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
出国前，朱训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生产管理工作，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习。
按照事先的专业分配，他应当学习工业经济专业。
在莫斯科的站台上，大家正在忙碌地整理行李。
忽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电报大声问：哪一位是朱训？找到朱训后，他宣布；接到国内通知，你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朱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地质一词对我非常陌生，学地质是什么味道，干地质又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很清楚，但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留苏学子的天职。
我听了这个改变的决定之后，当时感到很突然，但没有任何不愉快和不高兴的感觉，立即就欣然地表示服从祖国的决定，从学经济改学地质专业。
63在五六十年代，有许许多多的留苏学子，和朱训一样，在出国时改变了原来的志愿和专业。
在我数量有限的采访对象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沈菊生，自幼对俄罗斯语言文学深感兴趣，出国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
一直梦想到苏联汲取文学营养的他，最终学习的却是铁路专业；出身书香门第，曾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的籍传茂，最终与水文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郭树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冶金专家；曾经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谢自楚，成了我国冰川研究的奠基人；喜爱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贾泽林，改学了哲学；倾心于铁路和建筑的叶舜赞，却与土地规划相伴一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国家在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千挑百选出来的留学人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专业分布上，都与国家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别。
因此，临时改变一部分人的专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种专业的改变，一般是基于专业相通相近的考虑，然而有时却看起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无一例外的是，在改变专业时，都没有征求学生本人的意见。
每个人的职业方向，乃至于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作为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问及当时的感受，沈菊生的神态和五十年前一般地坦诚：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就已经让我无比感激了。
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我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人了。
所以国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专业的改变来得更晚，也更加艰难。
彭士禄1951年赴苏，进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
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各项专业考试，获得了工程师称号。
正当他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国的时候，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一天，彭士禄被叫到大使馆。
一进门，他迎面见到了熟识的陈赓将军。
陈赓详细了解了他的学习情况后，突然问道：你知道反应堆、核动力是什么吗？彭士禄摇了摇头说：没学过。
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
现在搞原子能、原子弹，任务十分艰巨，时间非常紧迫。
为了赶时间，不可能什么都从头来。
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道。
彭士禄想都没想，立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64就这样，当曾经同窗的伙伴们登上回国列车的时候，彭士禄提起行李，又迈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大门。
彭士禄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又进修了三年。
1958年毕业回国后，他很快投入到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工作中。
毕业回国后，每个学生都有科研、生产、教学三个方向的选择。
很多人在所有的选项后面填写了相同的六个字服从祖国分配。
在他们看来，现在正是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