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滔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制定了发展两弹一星的决策。
这项计划需要大量中层和基层研究人员。
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决定从当年的留苏毕业生中进行选拔。
聂荣臻、蒋南翔和我一起向周总理做了人员分配的汇报，当场确定了一千多人的名单，全部分配到负责航天工程的七机部。
当时是我给所有人开的动员大会。
让我感到惊讶和感动的是，当我宣布分配方案时，一千多人全部服从分配，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留苏学子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所有的留苏学生都知道，他们在苏联大学学习不是免费的。
他们的学费、路费、生活费用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家乡父老乡亲的血汗付出。
沈菊生：刘少奇同志对我们讲，培养一个留苏生的费用，相当于三十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陈国藩：刘少奇在留苏预备部讲话：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二十五到三十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胡启恒[U44]：一个留苏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一个农民一辈子的劳动收入。
大概是时间久远的缘故，1952年9月刘少奇主席在留苏预备部这段讲话中的某些细节，在一批批留苏生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些许偏差。
然而，数字在这里并不重要。
每个留苏学子心中都有一本帐。
一位学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走在莫斯科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商店里出售产自中国的鸡蛋和苹果，上面清晰地印有一等品三个中文字。
每当看到这个情景，我们的心里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我们的国家需要用多少鸡蛋、水果供养我们到苏联学习啊！我们的父老乡亲节衣缩食，自己吃不上鸡蛋和苹果，却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到苏联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优越的学习条件，尽快学到有用的东西报效祖国。
想到这些，自己吃点苦，受点累，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胡启恒对我说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留苏学子的心声：少奇同志的讲话对我们这批青年人来说，是激励，更是鞭策。
我们当时就感到，我们欠祖国，欠人民太多了！国家和人民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付出巨大代价给我们提供到国外学习机会，栽培我们，为的是能够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我们感到这辈子再努力工作也还不了这个债，再努力奉献也无法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每个留苏学子的心中都深深理解，在这种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关怀和荣誉背后，隐藏着祖国人民殷切的期待；在他们身上，承载着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的热切希望！于是我们看到，学子们回国后，不计个人得失，把全部的学识和热情，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
李绍贵大学毕业后，马上投入了核试验的工程施工：荒凉无烟的戈壁滩上经常狂风呼啸，飞砂走石，飞起的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的痛，环境条件非常恶劣。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很热，身上有汗，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去厕所。
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窗户的破碎玻璃孔吹到我身上，因受风寒得了关节炎。
在四川的深山沟里，我们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以草地、蓝天、帐篷为家。
最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
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感到寒冷，耳朵生了冻疮。
当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
65王之任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很快成为我国第一代自行研制的火箭发动机的研发主力。
在孕育这个寄托了整个民族希望的婴儿的同时，她却无暇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生完孩子才五十六天，我就被组织派遣到外地工厂，监督火箭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好好的奶水被生生地憋了回去。
孩子一生下来就只好喝牛奶。
到了冬天，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部队里订不上牛奶，地方上又不管我们。
孩子就只好喝稀粥，滴上点酱油借一点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