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中航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简单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三百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
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
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
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地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难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日本人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
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而且必须要夜航。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日本人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
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示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波也受到了限制……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波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于是，避免无线电波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18驼峰航线 国殇如下：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
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
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
(注一)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差点丢了委员长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命令电话和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日本人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二十四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
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一行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惟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
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
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
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
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