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时连外部油漆都是盟军的草绿色。
老人说，大家也能理解，谁有好东西往你家放啊。
一开始连机身后部那个中都没有，还是陈纳德提的建议，第十四航空队驱逐机有时要在进入昆明这一段护航，为了便于区别，这才在机身上涂字。
我总算是弄明白了，为什么有找不到自己的飞机这样的事情发生——全都一样。
我也理解了，多次问那几位在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工作过的老人，中航一共有多少架飞机在加尔各答呀，没一位老人能告诉我准确数字——都一个颜色，连飞行员都容易弄混，何况他们。
随着飞机数量逐年增多，运输量也日渐增大。
1942年８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8733次，运进中国的物资有1843吨，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就变成飞越驼峰9546次，空运进来军需物资超过10000吨。
至于1944 至1945年中航飞越驼峰的空运总量，一直没有查到准确数字，因为从1944年开始，无论是中航自己还是交通部或是美国陆军参谋部，在统计飞越驼峰运送战略物资时，已经把中国航空公司、印中联队放在一起统计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航运输总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摔一架，补一架，这是飞机。
人，人怎么办？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把生命葬送在冰峰雪山之间的勇士们随风而去，到哪里能补充到他们！航空飞行有别于战场上任何一个技术兵种，用于长途奔袭、拼刺刀的力气在这里被远抛在一边，狭小的机舱里显然要被有文化的头脑所占据。
然而，它还有别于一般的战斗机——这种带有两个引擎的飞机不仅要穿行在世界上最艰险的航段上，而且还要受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两种语言的飞行员的控制——几乎是和驼峰相对等的困难。
世界上，还找不出有第二种如此的独特的飞行，适于这样飞行的人员在哪里才能找到？大学！到大学里面去招！关于直接在大学里面录用大学生做副驾驶，几位做过行政主管的老人都看见过这份以总经理名义下发的正式文件。
本以为能找到这份文件，哪怕是个影印件也好，也问过老人们，都说起义回来后就再没见过那些东西。
陈应明老人说：1949年‘两航’起义时带回来一些东西，‘文革’期间扔得哪儿都是。
已经不可能找到了。
老人说。
文件没有找到，忽地想起，华人杰、周柄还有几位老人，不都是当年从大学进入到中航的嘛。
再一问邓汤美老人，老人说，我们那批从昆明西南联大被中国航空公司录用的人中，我能记得住的有朱晦吾（外文系）、沈宗进（电机系）、罗道生（机械系）、谭申禄（专业不详）、华人杰、陈仁炱、冯少才（土木系）、萧福霖（化工系）、周柄（政治系）、陈启蕃……上述这些青年学生，只是中航在昆明大学里录用的一部分大学生，其实，中航还把触角伸到了内陆、伸到了四川盆地中的成都……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成都，这个抗战中距离陪都最近的城市，华西坝，又迎来了一所所跟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却过来的著名大学。
当时在华西坝的学校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分院）。
都是拒绝日伪的高薪利诱，从沿海或是京都迁移过来的。
在校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是从沦陷区跑过来的。
昔日是京津冀红衣大主教儿子的李宏揆也跑了出来，来到了华西坝子的华西大学。
1937年就曾亲眼看见过日本人的老人说，中学在北平读完后，就跑出来了，一路风尘露宿，先到了西安。
问老人，既然在北京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还要流亡？老人瞪了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们那时都像你这样啊！告诉你，只要投靠日本人，他们给的待遇比国民政府这边高。
但你是中国人，不能当汉奸！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绝不和日本人合作，誓死也不能做亡国奴！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跑出来的。
青年学生流亡抗日，成群结队地跑。
周柄：我是从长沙跑出来的，沿着长江水一路逆上，最后到达昆明，走了几个月，到昆明后像个要饭花子。
老人们说，当时毕业也没有国家分配这一说，大学毕业不外乎失业、参军这两条路。
学校里整天都是演讲啊、募捐啊，那些长袍马褂的教授们则在讲台上，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上前线。
国统区到处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人还没离开校门呢，心中已经热血澎湃了，此时中航一来招工，又是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听着就神气，还能不去？中航在华西坝录用的大学生有李宏揆、方甫、许学伊、包志刚、黄雄畏、李凤朝、陆华应……现在航空公司培养一个飞行员得去国外呆半年，还得这个那个的，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速成班。
起飞先是身体检查，合格后再考试，考试通过后，你就是中国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就这么简单。
老人们说，虽然我们连飞机都还没坐过，但，已经是飞行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