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来的同学，就在那里面，我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说到这里，老人神情一片黯然。
李宏揆：三个月都不到，一起来的同学就没了三四个。
早晨还说话呢，到了晚上，没了。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
两个人的世界大学生们进中航前，已经开始出现两个人飞的事情，大学生们进来后，两个人飞的事情依旧是有增无减——怎么添人都抵不上严重的损失。
老人们说，一般时候，必须是两个人飞，机长都喜欢带着报务员，因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报务员可以临时客串副驾驶——天天在飞机上，几个动作，看也看会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只带副驾驶飞。
郭汉业、徐承基、吕和声……都客串过临时副驾驶。
郭汉业老人说，起飞的时候，坐在右边副驾位置上，飞机拉起来后，随着机长的口令，把襟翼、起落架一收，连滚带爬地往通讯座位换，马上要向地面报告啊，一边收发电报，一边还得看着机长，此时他的右座是空空荡荡，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生怕出现什么突发事情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等到电报拍完了，再连滚带爬地回到右座，毕竟不是真正的副驾驶，机长也不敢把杆交给我，但也得在那儿坐着。
坐一会儿，没什么事情，再爬回去，向地面报告一次位置，然后再到后舱去看、观察，看是否有日本人零式机过来。
之后再去坐着，快接近机场了，最后一次发报，再回右座，按机长口令放襟翼、放起落架……一趟下来，腿都发软，要是碰上运棉花，更麻烦。
棉花重量轻，体积大，装货时差不多要堆到舱顶了，只留一点点空隙，人得趴在上面，一点点蹭，才能过去。
不光是我，连机长来回进出也得这样。
只要是两个人飞，都是这么个大致程序。
老人说，这还是天气好、没有任何险情的时候，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又是另外一种情景。
出过事，不算大但也不小的事故。
美国人性情直爽，口是心不非，见到谁、也不管认不认识、也不管男女老幼，都愿意嘞嘞几句。
英语别人听不来，就说汉语，可说来说去就会一个动作一句话——顶好！有时起飞，他们也不是发口令，而是做手势，而坏就坏在这顶好的手势上了。
1944年11月16日，98号机凌晨2点从汀江起飞，本应该直接飞昆明，不知为何在云南驿降落。
有老人说当时有一批军火要在那里卸货，也有老人说是飞机坏了，临时在那里维修。
等到98号再次起飞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钟。
机长佩培奇性格外向，话也多，再加上那天过驼峰没遇到麻烦，心情就更好了，话就更多了。
然而，那天的98号没有副驾驶，起飞和降落都是由报务员临时担当。
偏偏赶上那个报务员又是刚登机不久的，和佩培奇也不是很熟。
98号在跑道上开始滑跑了，速度越来越快，还只剩一百多米距离就离地了，那个兴奋过头的佩培奇也不知是为了练习汉语还是心情极其舒畅，竟然鬼使神差地伸出大拇指：顶好！那报务员一听老佩喊顶好，以为可以做动作了，也不看，顺手就把起落架给收起来。
哗——好一阵长长的金属与混凝土刺耳的摩擦声，已经昂首正待起飞的98号顿时趴在了跑道上，滑出去很远很远才停了下来。
真是万幸啊，98号竟然没有起火，否则就不是一架飞机的事儿，两个人都完了。
当晚值班的丁忠义老人说，从飞机上摔破的机舱里爬出来两个飞行员（他把报务员也认为飞行员了），其中一个老外边走边对另一个说：顶好！再看那个中国飞行员：还顶好呢，不是你的‘顶好’能摔飞机吗？驼峰空运后期，反攻的部队急需大量装备，实在是没办法才这么干。
要是能再找出一个人，也不至于在本就极其危险的航路上把三人空勤机组人为地减为两个人，那时真的是再找不出多余的人来了。
飞越驼峰场景五：跑道上拣来的副驾驶中航飞越驼峰，中国籍员工中，跳伞逃生的，只有两例，一例是黄焕元，一例是王敏。
也许是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的，和那些带有悲壮色彩的驼峰飞行，王敏的这次事故经过从头至尾倒更像一幕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让人可怜兮兮的在偶然、无意、碰巧之中演绎的悲喜剧。
1945年2月16日，这一天是传统的节日——春节。
算刚从汀江回来这次，已经连续飞行了四天。
上午11点钟，当C-47再次降落到巫家坝机场后，随机报务员王敏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下飞机，来到机航组办理交接手续。
想到马上就可以进城休息了，王敏略微感觉轻松一些。
交接手续还没办完，值班派遣员王鹤年走过来，看到好友的表情，王敏意识到肯定是有事儿了。
果然，王鹤年希望王敏再飞一个昆明——汀江往返。
所有的副驾驶和报务员都派出去了，实在是派不出人了，都在飞，只有让你再飞一趟。
105号机，机长安迪生（H. E. Anderson）正在吃饭，他一会儿就过来。
既然已经安排了，只好如此。
想到城里还有等待着和他一同过春节的几位朋友，王敏不觉有几分歉意。
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只好回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