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越来越密集。
P-40马达轰鸣，像一个负重过多的老牛一样，费力地在跑道上缓慢地挪动着身子，就是不愿意离开地面。
特纳一边咒骂着一边开足油门。
跑道已经用了三分之二了，若在平日，早就该升空了，可是现在，它却毫无一点抬起头来的迹象。
从身后射来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掠过。
20米、10米、5米……就在飞机即将冲出跑道那一刻，P-40终于怒吼着抬起机头。
特纳转过身，对着蜷缩在背后的少尉把食指和拇指弯成一个圈——OK！虞为双手紧紧把住分队长的肩，大声喊道：你，为什么要救我……特纳回过头，同样也是大声地：把你一个人抛在那儿受苦，我不忍心……空中，一架单座的战斗机向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虞为说：本来我准备半个月走完的路，结果飞机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我那个分队长好哇，真是好哇。
对战友的相救，是一种爱，可还有一种爱，却不是相救……是杨训伟老人讲的，还是发生在中美混合团，时间距离日本人投降只有半年多。
1945年1月18日，湖南芷江。
中美混合团接收三架B-25轰炸机，其中两架分配给中方一大队，一架分配给五大队。
由美军人员组成的三个机组到印度接机，跨越驼峰航线，回到中国。
其中，两架飞抵重庆梁平，另外一架继续飞行，它的目的地是湖南芷江。
冬季的湘中，临近黄昏时刻，照了一天的太阳懒洋洋地斜吊在西边的山顶上，随时都要躲在山脊后。
瑟瑟寒风中的芷江机场，跑道上，由于没有空勤任务，除了少数几个机务在围着一架战鹰维修外，基本上见不到什么人。
B-25接近机场，也许是考虑到机组长途奔波的疲倦，塔台让它直接进入跑道着陆。
也许是真的很劳累，也许在驼峰上空遭遇到强气流的袭扰，有的老人说它在驼峰上空受到了日本人的零式机的攻击，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的。
B-25晃晃悠悠地接近跑道。
明眼人能看得出来，它的着陆姿态非常不正常。
这样下去要出事的。
果不其然，B-25接地就比平时小了许多，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只见它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稻田中。
一股青烟从B-25机腹部蹿出，随之，火光四溅。
警报声凄厉地响彻机场上空，拉着长笛的救护车、熙攘的人流全部向这里奔来。
火苗已在飞机腹部开始燃烧，在大火和浓烟中五名机组成员已有四人相继跳出机舱，只有副驾驶被紧紧卡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他的额头上流着鲜血，痛苦地呻吟着。
救援的人们被这个情景惊呆了，不知所措。
飞机内，氧气瓶、机关炮弹噼里啪啦地爆炸着。
大火已经从机舱中段渐渐燃烧到前舱，毫无办法的人们聚集在驾驶室前，眼看着火苗吞噬着副驾驶，没有大型机械，谁都不能把他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副驾驶痛苦的表情，听着他嚎叫。
随着一股呛人的浓烟再次喷出，副驾驶腿下出现蓝色的火苗，他的声音更加痛苦。
火光渐大，如果再不想出办法，也许很快，大火会将他全部吞没掉。
怎么办？怎么办！现场无人说话，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28岁的丹宁少校（John Dunning）身上。
现场，只有他的军衔最高，他必须马上做出抉择！烈火在燃烧、枪弹在爆炸、副驾在痛嚎……年轻的少校思忖片刻，他长长出口气，下定决心。
少校把手伸向背后……身后，上等兵麦克（Mike）从腰间拔出手枪。
此时，大家明白了一切。
丹宁少校接过枪，向前跨了两步，他抬起右手，透过舷窗，他把枪口对准了满脸血迹的副驾头部……下身已被火包围的副驾在痛苦挣扎中明白了一切，他无力地点点头，绝望地闭上眼睛。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所有人的心都猛地抽搐了一下。
少校把枪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周后，丹宁少校搭机到昆明，他自己走上美军军事法庭。
又是一周后，军事法庭在昆明宣判，John Dunning少校无罪，因为他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战友的痛苦。
杨训伟：这件事情曾在混合团引起巨大震动，咱们自己人都认为那个John Dunning做得不对，是不是能把人抢救出来，起码也得试一试，怎么能一枪就把人给打死了，而美国那方面无一例外地都认为John Dunning做得对，为这事，我们在出任务途中在飞机上还争论过，他们的观点是如果John Dunning不开枪，那别人也会▲ 生死天地间。
挺身而出，因为任其发展，就是残忍。
咱们和他们，很多地方不一样。
战争，只能给你、我、他，及毫不相干的所有的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天上与地下，国内与国外，全都是一幕幕悲情。
1945年1月6日那一场大风暴对于中航和印中联队，1945年1月6日无疑是黑色的一天，在这一天夜里，两支主力运输队伍，总共有十三架飞机在驼峰航线上失踪，但就是这个数字，也值得推敲，因为它只计算中航和印中联队，并没有把驼峰航线上顺道路过而失事的飞机统计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