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地面设施！此外，所有的飞行是在所运送的物资来源于12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几乎完全被封锁的国家里进行，而且，我预言，每次飞行总会遇到空中攻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即便如此，这样的飞行依旧是可以进行的！(注五) 最后一句，不是豪言壮语的豪言壮语。
后来负责租借法案物资分配并在分配中国物资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劳克伦·克里，最欣赏的就是邦德的真实。
后来，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还是宋子文面前，及各种场合，他多次讲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能够，我总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
因为我对他们的飞行效率和意义有最高的评价。
这，主要是归功于该公司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
对他，我极为信任！一切不仅只表现在纸上谈兵。
当吴士驾驶的那架DC-3在宜宾迫降又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中航要求泛美总公司及时补充，而泛美没有做到。
事情反映到宋子文那里，宋子文要求克里帮助，此时，租借法案刚刚实施，一切都在千头万绪之中，克里也毫无办法。
事情转了一圈又绕回到总公司，无奈之下，总公司决定抽调阿拉斯加分公司一架DC-3分配给中航，孰料想，阿拉斯加分公司主任又以辞职相威胁不许调走他的这架DC-3。
远在重庆、焦急万分盼着得到补充的邦德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总部泛美最高主管发电：如果中国航空公司不能得到这架DC-3，我将辞职！关键人物三：闷闷做事的老黄牛黄宝贤抗战八年，从性情暴烈的林伟成到温良恭俭让的黄宝贤再到彭学沛、王承黻、李吉辰，再到沈德燮直至最后率领众部下毅然起义回归祖国并引起世界轰动的刘敬宜，中航中方总经理走马灯地换来换去，六年时间，很难单独认定和评判哪位老总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又不能否定他们辛勤的工作和在每个人努力下结出的果实。
其实，在中航除了像邦德这样是因为时局的云谲波诡而位置又注定了他要出头彩有些独领风骚外，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连性情一贯张扬的美国人也不例外，一切缘于工作条件。
采访那么多的原中航老人，对他们的领导，评价最多的也不过是头和尾而已。
林伟成是头，黄宝贤也是！军人出身的林伟成性情火暴，和他恰恰相反，温良恭俭让的黄宝贤就是一头默默奉献的老黄牛。
在美方眼中，林伟成是政府从军方派来的，林伟成以国家大义为重，强令飞行员执行运送战斗装备的命令，最后导致双方发生强烈冲突。
虽然后来在中美高层间紧急磋商后得到了解决，但一直和林伟成磕磕绊绊的合作让美方实在难忍，于是，毕业于华盛顿财校、原中航业务主任黄宝贤被提拔为总经理。
和前任相比，黄宝贤性情平和，凡事都和美方商量解决。
一党独裁之下的国民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显著特征就是效率低下，随之产生腐败。
据陈纳德回忆，当他接受中国空军顾问这个职务后，蒋介石马上给他一张大额支票，并告诉他，此乃非工资而是用于政府间做事打点之用。
(注六)此话足以把干瘦的美国老头听得目瞪口呆。
连身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委员长都要如此所为，其麾下可想而知。
邦德也叹曰，和中国人交往不难，难的是和中国政府、交通部这些官府的交往。
黄宝贤到任后，这些现象不能说不存在，但所有对外（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一经黄宝贤处理后，起码单从外表看，要顺和得多。
黄宝贤也非整日慈眉善目充当和稀泥的和事佬，当邦德把英国人即将关闭滇缅公路的消息透露给他后，他马上转告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高层定夺寻找、开辟新航线赢得了时间。
在中国的对外最后通道面临关闭之时，也是他，找到邦德，协商开辟新航线的途径、路线。
同样也是他，在面对交通部发来的紧急通令后，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邦德经常在外，奔波在香港、重庆两地，来往于中国、美国之间（未沦陷前，邦德的眷属一直住在香港），每当邦德不在公司之时，黄宝贤把中航的一切工作处置得有条不紊。
采访的老人说，如果不是后来生病，也许黄宝贤不会那么早离开中航。
可以说，从1938年初黄宝贤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到1942年底离开，他的工作成就显著。
如果说邦德是一个救火队的排头兵，那么黄宝贤就犹如一个承上启下的接应二传。
国民政府、交通部和靠美方技术实力构成的中航公司都在黄宝贤的操持下合作得相得益彰。
而他本人和邦德合作也相当不错，如果把冲锋在前的邦德喻为红花，那么黄宝贤就应该是一片踏实的绿叶。
邦德的报告写得相当到位，蒋委员长满意、宋子文满意、交通部满意、泛美总部满意、中航公司中方高层也都满意，看起来一切几乎都是安排妥当。
地面两军激战正酣，急需大量军需物资源源补充进来，如再没有后勤保障，一路狂奔似的退却也许还要再现。
但话又说回来，只要航线开通，给养输送到，也许真能像外交部长所说的那样，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大反击也并非不是可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