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就是在缅甸那一幕的翻版，只不过是由外国人换成了自己同胞。
奈顿不是不执行上司命令，确实有他的难处。
新货机和骨干人员都被前任带走了，给他留下的，是一个严重削弱的运输系统，基本没有战斗力。
奈顿去见史迪威，要求在汀江和昆明两端机场不少于五个联队，C-47总量在一百架以上时，才能真正保证运力。
史迪威并不理会奈顿的苦述。
据说，见自己命令得不到贯彻，史迪威怒气冲冲找到奈顿，见面后，两人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史迪威：印中联队还有几架C-47？奈顿：三十五架，将军。
但有十架因为损坏不能飞行。
史迪威：中国航空公司只有十架C-47，现在是1942年7月30日，我得到的数据证明，就在这个月，他们已经运送了1293吨货物，而你们……奈顿：我们也在飞，先生……史迪威：可你们三十五架飞机只运送73吨，这点东西，我肩挑背扛都能做到。
中国人能，你们为什么不能！我不想听任何‘不’的理由，执行我的命令，马上飞！是，先生！奈顿气呼呼走了。
印中联队的C-47勉强飞了起来，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走的哪一条航线，▲ 遭日军追杀坠毁在丛林的运输机。
能查证到的是，十架C-47只有五架飞抵昆明，再回到汀江，又少了一架。
六架飞机，全都摔到中缅交界处和横断大山那一带，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突然的气候变化，连对地联络都没有，就杳无音信了。
早晨停机坪还一架挨着一架，晚上，空了。
伤了元气的印中联队彻底不行了，仅有的一点战斗力荡然无存。
悲伤未过，只过了半个月，奈顿调走了，他是无奈而去的。
接替他的，是克莱顿·L·比斯尔准将。
准将这边命令印中联队的飞机继续飞越驼峰运送物资，那边向史迪威和华盛顿报告，内容和口气和他的前任一样：在安全没有得到可靠保障，没有足够机场，C-47少于一百架，任何想增加对中国的补给都是徒劳的。
接到克莱顿·L·比斯尔准将的报告后，对正在艰难挣扎中的国民政府，美国国防部更是没有了信心。
焦急的史迪威给蒋介石发电，中国战区总司令睬都不睬。
全乱了。
再寻他路蒋委员长没有时间理会他的参谋长，此时，他正忙着制定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也只有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少数几个人了解。
日本人很轻易地占领缅甸，截断中国陆路、空中通道，对国民政府抵抗能力打击太大，虽然现在中航飞行员们冒死飞连接昆明、汀江这条驼峰航线，勉强维持前方和政府给养，但日本人已经扬言，要继续向西北推进，打到汀江、打到加尔各答，彻底解放印度，把侵略者（英国人）赶出去！想想，日本人不是空嚎，凭他们势头正旺，万一哪一天真要是猝不及防再把汀江、加尔各答给占了，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早就想到过印度问题，为此还给宋子文专门发电，现在看来这种猜测未必不准确。
怎么想都是一身冷汗。
未雨绸缪，必须再闯出一条新路！军事委员会把绝密任务下达给交通部，并严格限定：参加者，必须为中国人！交通部再密令王承黻：挑选最好机组，不计任何风险和代价，必须再打开一条新通道。
说不清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当局是什么心态，任务层层都以绝密级下达，所有的一切都在极度机密之中准备和进行，把美国人蒙在鼓里，连中航董事长邦德都不知道。
2004年4月1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本已春意盎然的上海在一夜之间气温骤降。
吴东中路一幢破旧大楼前，毫无准备，穿着T恤出来、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按多年目视寻找习惯——哪更陈旧、破烂，哪就可能找到老人家！凭感觉敲响一扇铁门，能听见蹒跚的脚步移动很是一会儿，接着，防盗栅栏打开一条门缝，一位感觉是几个世纪前的老人褶皱的脸露出一小块，那一刻，和任何一次采访的心情相同，怦怦乱跳的心变得平静下来。
是他，华祝，从1938年进入中航经历过太多事情的老人。
九十多岁的老人记忆还算不错，听我说明来意后，脱口而出：加尔各答！新航线起点定为重庆。
为此，王承黻背着邦德特地调拨一架C-53，机组也是他特意挑选的：机长：陈文宽，副驾驶：潘国定，随机报务员：华祝，全是中航精英！按委员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的指示，王承黻只给机组规定航线要必经四点：重庆、迪化（今乌鲁木齐）、白沙瓦、卡拉奇，绕开缅甸，直接进入印度（当时，印度、巴基斯坦还未分离），至于怎么走、怎么飞，全权下放机组。
说白了，就是要在新疆和印度（今巴基斯坦）之间的鬼门关上再打开一条通路，华祝老人说，从航线挑选看得出，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再被堵死，费尽心思、殚精竭虑地要再闯出一条新的航线。
准备时间只给了两天。
好在C-53和C-47基本相同，无须特别改动，只是担心高空严寒，特地加装一个供暖管。
1942年7月17日下午，三人准备飞往成都，按计划，那里是航线的起点。
在临上飞机前，王承黻把机长陈文宽拉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递给他一个密封着的信封，并嘱一定要在成都落地时才能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