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出麻烦，24503号机长柯纳特想拒绝，婉言道：长官上去了没位置坐。
回答更痛快：那不是有竹椅吗，搬一把上去就行。
机长继续对抗：没有安全带。
回答：没关系，起降时让他呆在比较低的地方。
可怜的机长再也无法拒绝。
于是，有人搬了一把竹椅放到B-29机舱里，总司令也真就那么坐着到了鞍山上空。
轰炸开始了，战友们分批把弹舱里的炸弹倾泻到日本人头上。
地面，日军顽强抵抗，像圣诞节的礼花一样，高射炮弹密集地在每一架B-29机身旁爆炸。
空中，到处都是高射炮弹爆炸后绽放出的一朵朵看起来很是绚丽的火光和团团黑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B-29推得摇摇晃晃。
咣随着一声巨响，庞大的B-29机身不由自主地颤动一下，一发炮弹击中24503号飞机，充满火药味的舱内顿时烟雾缭绕，有人大声呼喊和求救，机长转身一看，将军没了！再定睛细看，透过烟雾，拖着急救箱的总司令正爬过狭小的机舱去给机枪射手包扎伤口。
……和二十航空队总司令一样，邦德也要亲自到死亡航线上去走一遭。
稍有些不同的是，里美将军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邦德要去的地方，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却是夹杂着狂风暴雨的死亡航线。
也有相同，都是在空中。
1943年1月26日，中国航空公司一架载着国民政府要员的DC-3准备从重庆起飞，经昆明、汀江，至加尔各答。
和第一次开辟新航线情景完全一致，也是在飞机马上起飞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
公司的领导走了，连个随从也不带，更没有人前来送别，也没有人想想，假如领导真的有去无回，中航怎么办？▲ 一架C-47穿越在冰山雪峰间。
继续干！这是邦德的观点，也是他的口头禅。
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人。
从到中航那天起，邦德就一直致力于在公司中推行这条经营管理手段。
虽然国统区言论还算自由，传播异类思想的报纸、主张另类制度的杂志都可以在街面上大行其道，但在受过几千年封建统治、盼求青天老爷普度众生的中国人心中、在由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操控下，中航中，邦德的思想多少属大逆不道，多数中层以上的管理者对邦德兜售的货色嗤之以鼻。
然而威廉·兰霍恩·邦德丝毫不掩饰自己在中航的管理手段。
一次和总经理王承黻闲聊中，谈及此事，王承黻对副董事长常常离开公司颇有微词，高高瘦瘦的邦德坦然一笑：王，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但我相信，公司制定出的所有章程都是经大家讨论，所以是比较合理的，大家只要能在规范的范围内做事，是否整天坐在副董事长办公室，不必计较太多。
本想反驳自己的上级、泛美派驻中国航空公司总代表，可王承黻一时还真想不出驳斥的观点。
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么长时间，除了对他们的一些言行有时确实看不惯、不能完全苟同外，其他，也没什么。
人家是参股的另一方，除了财务大权一直是牢牢掌控在中国人手中，整个飞行业务还全是依靠他们。
还别说，也许真是制度有效使然，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中航在内外夹击中，不也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飞来飞去吗！既然制度没规定副董事长出行要迎来送往，一个人独来独去又会如何！没有繁缛的迎送、没有杯斛交错，会使一切程序更简单。
总经理王承黻也跟了出来，想和副董事长一同飞，被邦德劝阻。
其实，他也怕万一，虽然刚说完人不是第一，要相信制度，但如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也是麻烦，毕竟不是美国人。
他不想让公司的大股东怪罪自己。
和C-47相比，C-53和今天的飞机客舱座位差不多，也是纵向排列，一边两个座位，中间是过道，邦德找了个空位坐下。
在一阵轰鸣中，C-53升入蓝天。
按邦德计算，飞机刚刚离开昆明六十英里左右，机身便出现强烈的颠簸，只见一团团浓雾从舷窗外飞速而过。
糟糕的天气来了！▲ 一名驼峰飞行员在展示他的C-46机翼上的弹孔。
▲ 飞行员穿着厚厚的夹克。
▲ 一名机组成员戴着西藏人送给他的帽子和围巾。
为了能更好地观察飞行状态，邦德走进驾驶舱，他让副驾驶到后舱，自己则坐到了右座。
飞行程序就此改变——中航公司副董事长担当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C-53被团团浓雾围住，前面航线上就是高山，为了避免撞山，机长悉尼·德堪佐夫开始爬高，他是希望以此能摆脱糟糕的天气。
满座的C-53爬升得非常艰难，德堪佐夫告诉邦德，如果是货机，将无法这样爬高，只能做仪表飞行。
C-53艰难地爬到了14000英尺高度，但依旧是在浓雾中飞行，德堪佐夫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再也无法升高了。
邦德看了一眼温度表，刻度显示，舱内温度急剧下降了近二十度。
德堪佐夫和自己的董事长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他们都明白，最麻烦的事情即将来临——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