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后，干劲更大，中国民航的起始初期的很多飞行大事，都和他有关。
中国民航首次航班飞行，就是由他完成——1950年，中国民航在8月1日那天开航，担当首个航班的机长就是潘国定。
按时间顺序，再说不亚于和飞越驼峰一样惊险的。
1951年2月21日，境外一架PBY水陆两用走私飞机因故障迫降到黄埔海面，上面发令，要把它飞回来。
3月10日，潘国定带着副驾驶去了，检查飞机后倒吸一口冷气：PBY性能极差，在水面上起飞极其危险，新中国的航空，什么都没有，这也是宝贝啊，一定得把它飞起来，飞回去。
当时在现场看到PBY起飞的谢国梁老人说，看着飞机在海面上歪歪扭扭的样子，在场者都捏了一把汗，海水涌动，把坐在机舱里的潘国定和副驾驶浑身都打湿了，经过一番挣扎，PBY终于飞上了蓝天，降落在天河机场。
同年8月，解放军进藏，途中断炊，军委命令民航局（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民航一直隶属军队）火速空投，潘国定驾机赶到，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度空投，后经地面报告：空投准确率百分之百（同期有一架参与空投飞机撞山失事）。
1953年5月29日，试飞拉萨航线，途中，右发动机一阵巨大轰鸣声后，螺旋桨转速和进气压力同时减小，时值高海拔山区（相当于驼峰），高度爬不上去又不敢下降，正在大家惊慌失措之时，潘国定说：汽化器结冰，打开加温。
副驾驶照办，二十秒钟之后，飞机恢复正常。
同年10月16日，潘国定驾驶C-47在西北执行任务，也是飞行途中，左发动机润滑油温度突然升高至95度，按飞行手册规定，润滑油温度达到100度就必须停车关机，而飞机此时却是在空中。
随机工程师闵君认为是冷却器自动调节器损坏，必须用人工调节，随即打开人工调节。
人工调节后，温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继续上升，达到98度，眼看一个发动机就要停车，要么回兰州、要么单发飞，必须立即抉择，否则就是机毁人亡！回兰州，航程一个小时，单发飞，飞行高度5000米，周围都是和其高度同等的大山，怎么做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看看仪表，发动机汽缸温度并不是很高，润滑油温度高，但压力并未降低，潘国定再跑到后舱观察，没发现漏油产生的黑烟，再看机外温度，零下19度，于是做出判断，润滑油是由于过冷而凝结，现在不是要降温，而是加温！危急关头，随机工程师涨红了脸反驳：润滑油冷却器可能已经发生故障，打开后要考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相信自己判断是正确的潘国定笑着关闭冷却器，据闵君老人后来回忆，关闭冷却器那一刻，他心都快蹦出来了。
冷却器关闭一分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
1954年春，民航对C-47进行改装，换装苏制阿莎62型伊尔发动机，试飞在天津张贵庄进行。
潘国定和边任耕担任正副驾驶。
当C-47爬升到5000米左右时，右侧螺旋桨转速突然上下摆动并发出震音，同时机身开始剧烈摇摆。
副驾驶急忙请示，右发故障停止上升，是否下降返场？潘国定扫了一眼仪表盘，即答，螺旋桨钢筒内润滑油凝结，推拉右发变距杆。
变距杆只推拉了几下，像烈马一样的C-47立刻变得驯服。
还是同年，西哈努克首次访华，随从专机误把大理洱海认为是滇池，在边上转来转去的，就是找不到巫家坝机场，而机场塔台只能听见耳机里传来叽里呱啦的声音干着急——国际航空通用英语，此时，巫家坝机场从塔台到跑道，都是军队管制，而部队里哪有懂洋文的人啊！那边天上的飞机，油都快干了，这边却是跺着脚跳高没有任何办法，一起国际事件即将酿成！关键时刻，又是潘国定，刚刚驾机在巫家坝落地的他得知情况紧急后，连飞行服都没换就跑到塔台。
一声娴熟的英语从耳机中传来，传到亲王随从专机的驾驶员耳中，专机得救了！随从下了飞机冲着人千恩万谢：是谁，英语这么棒！他哪里知道，别说曾留过洋的潘国定，在中航，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都能操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
1958年，大跃进，全中国陷入魔幻般疯狂，连北航（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笔者）都只用了一百天时间就造出一架可以载十几个人的客机——北京一号。
一架飞机从开发到研制，起码要几年时间，而现在，用的是大跃进速度。
飞机造好了，就得派人把它飞起来。
此时，在已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中国，头脑清醒者知道，明里跟着呼呼口号还可以，真要把这样的飞机弄上天，着实缺少勇气。
都是干这行的，摔飞机是咋回事儿谁都明白。
这样的飞机，谁敢去飞？潘国定！领导把试飞任务交给他后，还是像当年起义那样，就一个字：行！9月15日，有老人回忆，试飞好像是在南苑机场，北京一号刚上天500多米就开始冒浓烟，再后，螺旋桨不能变矩，眼瞅高度急剧下降，好容易把它控制住歪歪扭扭回到机场，跑道近在眼前了，起落架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