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一张黄焕元的一寸标准照，如果不是在简历上看到黄焕元是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英文书院，单从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当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气质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又一例证。
但，另外一种气质还在。
据说，黄焕元可以讲一口相当地道的美式英语，地道到什么程度，他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年龄最小的职员，可见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战火中招工，黄焕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绩进入中航。
也是据说。
中航之所以招收黄焕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
进中航后，他从深圳电台电话传报员干起，在一年之内，从河源电台见习报务员、南雄电台报务员领班、新丰电台领班，一直干到重庆电台（总台）报务员。
黄焕元很早就表现出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的指挥才能。
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战线推至广东边界毗邻香港一带，中航深圳电台奉命紧急撤退，在乘船过河时，遭遇难民，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所有的人都往一条船上挤，眼看小船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时，身材矮小的黄焕元站出来指挥，人们马上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最后大家都得以顺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机场、夏普驾驶着破烂一样的DC-2飞印度，在现场负责通讯工作的，正是黄焕元。
从1942年，中航开始正式飞越驼峰航线起，黄焕元就一直担当飞行随机报务员，一直到抗战结束。
老人的女儿黄德芬说，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张1941年南雄电台人员的合照，共计13个人，后来都先后上机参加了驼峰空运，到抗战结束时，照片上，除爸爸一人还活着，其余全部牺牲。
一则寻人广告爱情，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永远都不会因地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必有爱情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在已故原中航加尔各答材料股股长胡鸿奎老人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谈到了爱情，不是他的爱情，是朋友的爱情，那是另外一种爱，一种凄楚的情……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进加尔各答一家医院，同病房还有个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飞行员，年代过去太久远了，具体名字已经记不住，只记得他姓张。
在闲聊时才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都是上海江湾人。
老乡，又是在异国相遇，自然是亲切，无话不谈。
几天下来，就成了好友。
他给我讲的都是在驼峰航线上遇到的惊险飞行，什么结冰、强气流、迷航……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员工，再加上自己到加尔各答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过来的，以为对驼峰已经很了解了，但没想到，听着同乡这样一讲，把我也给听呆了。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的话题不免就提及到恋情，他说还有个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乡出院那天，要分别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神情黯然地说：胡兄，有一件事情拜托你……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沦陷后一个人跑了出来，未婚妻还在上海。
一对苦命的鸳鸯，在战争硝烟中，只能天各一方。
老乡说，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说着，老乡还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见，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乡说，他想求助我，今后能在报纸上给他发个寻人广告，见我茫然不解。
老乡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出院后，他马上就又要飞驼峰。
而且是一天飞两个半来回，他担心……担心随时回不来。
他说，在信中，他和那个女孩子商定好的，万一，有不测发生，会有人在报纸上发出一则寻人广告，那边的女友只要看到这则广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经遇难……我一听这话顿时心乱如麻，也不知怎样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的泪水就在眼中……这是一封从头到尾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信。
看完信，我马上拨通了老人那边的电话，急切地问老人：伯伯，那‘寻人广告’，您后来刊登了吗？电话那边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是沉缓的语调：登了……我在史料中查到，1944年5月15日，中航90号C-47凌晨两点从汀江飞昆明，两点二十六分，汀江地面站接到该机最后报告，之后就杳无音讯。
机组成员：机长阿特沃特（Atwater），副驾驶张由桐，报务员陆经祥。
能找到的，仅此而已。
对了，胡鸿奎年轻时酷爱摄影，在加尔各答专门为此购买一部照相机，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都是中航的，有飞行的、有在驼峰上的，有加尔各答、汀江基地的，文革一来，怕惹麻烦，老人像对待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守则要求的那样——全都自毁！自毁大量资料、书籍、照片的还有一个——中航飞行报务员方榕满。
老人故去二十年后，2002年，我接到方榕满之女方姝仪的来信：刘记者：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