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方榕满是中航飞行报务员，他从1942年进中航就开始飞驼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大约飞了三年多。
父亲一向谦逊、和蔼可亲，同时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关于驼峰的事情他提得很少。
父亲自从事飞行工作以来，养成一个习惯，即每次飞行后都记录飞行的情况。
如起飞和到达的时间、地点、飞行高度、经纬度、气流量以及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数据等等均有翔实记录，直至1962年他停飞时，近二十年密密麻麻记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对飞驼峰的记录。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两航人员被整，我们家随时处于可能被抄家的危险之中（已经上了黑名单），父亲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忍痛亲手将所有宝贵资料付之一炬。
母亲回忆说，父亲在把这些资料一本本、一张张、一篇篇投入到炉膛中去的时候，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
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心在流血……为你提供的情况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材料，还有。
刘记者：我的父亲周丕显已逝世，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给我们讲过驼峰的事情。
后来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次，父亲听半导体广播，里面说的是美国一个驼峰访问团来中国昆明访问。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和平时不一样，父亲听完广播久久没有挪动脚步，一直是站在那里沉思，我实在是感到奇怪，就去问，父亲还是半天不语，最后抬起头来说，你知道吗，这驼峰，我就飞过……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父亲说，有一天，他们飞印度，两架飞机。
在印度再往回飞时，天就要快黑了，赶巧另外一架飞机还坏了，那架飞机的人让父亲他们先走，等他们修好再走。
父亲说，回来的路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航线，正飞着，前面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山峰挡住去路，幸亏天还没黑，父亲说他们急忙拉杆就过去了。
父亲说，后面那架飞机一直没回来，可能是撞在父亲他们差点撞上的那座山峰上了，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
另类人物——老顽童陈应明绝对是个特殊人物，不是飞行员，也没在航空公司上过一天班，和悲壮的驼峰飞行挨不上边，与中国空军也毫无关系，和印中联队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
但，如果谈航空、写飞行——只要是涉及人造的翅膀，就必须要提到他，否则，中国的航空史就要遗漏很多。
一个从小就对飞机入迷的航空发烧友，一个非常可爱、老顽童一般的老人。
只举几个例子。
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提到运往中国途中在埃及被转至英国的A-29，这个飞机型号听都没听说过，于是看得是一头雾水。
请教老人，老人在电话那边张口即来：啊，A-29哇，中国空军共有十八架，1942年进来的。
后一查资料——果然。
所有的资料中都说，当年飞虎队从美国运来一百架P-40战斗机，只有他，只要见到一个前来找他了解历史的人，就不遗余力地大声更正：什么一百架呀，是九十九架，有一架中途掉到海里去了。
我在美国方面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老人的数据是正确的。
关于那架DC-3在宜宾机场被日本人击坏机翼后，又换成不对称的DC-2机翼，我也是请教老人。
老人依旧是在电话中说：我和负责指挥维修的总工程师吴敬成熟得很，哎呀，要是早几年，我都可以让你见到他……2002年，北京，老人和我一同和原中国空军、1944年成功炸断郑州黄河铁桥迟滞日军南下、蒋委员长亲自给他颁发武功状的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一同吃晚饭。
饭后，同样是八旬老人的杨训伟看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陈应明踯躅而去的背影，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这个陈老先生够可以的，我们空军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比我还清楚！除了天上的飞鸟外，只要是人造的飞行器，外国的、中国的，过去的、现代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说起飞机型号、人员配置、武器配备，他如数家珍——什么这架飞机机徽是什么图案、那架飞机的保护色如何，连C-53和C-47的舱门相差多少都一清二楚。
喜欢飞，没当过飞行员，于是就画飞机。
别的老人如果能到他这个年龄，都是打打牌、喝喝茶，靠在墙角、坐在门前晒太阳，打发时光、颐养天年，他不，每天在他的居室里涂涂抹抹——画的全是飞机，黑白的、水粉的，什么三面图、透视图……八旬老人，眼睛萎缩得快成一条缝了，还是那么写、画。
他的房间里也没别的，全是飞机——航空书籍和图片，美国、日本、台湾的。
有一年，台湾有个出版商想出一册中国空军战机图集，特地从台北来成都找他。
很多喜欢飞机的年轻人，到他那里，看见一本书，就厚着脸皮说，陈老，这本书您借我看看……哦，拿去嘛，拿去嘛。
等一两个月后，给你打电话，喂，我的书你拿回来，我要用。
可能借书的人把这事儿都忘了，他还想着。
他记忆力极好。
也是2004年，为纪念飞机诞生一百周年，民航学院邀请航空爱好者参观飞机、体验飞行。
去的都是年轻人，就他一个老头，也和那些孩子们一样，在飞机里外爬上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