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伯基都要去趟伦敦。
他没有什么固定住处，他在诺丁汉有住所，因为他主要在那个城市工作，不过他也经常在伦敦和牛津。
他经常迁动，他的生活似乎飘忽不定，没有任何固定的节奏和计划。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看见了杰拉德·克瑞奇，他正在读报纸，很显然他也在等火车。
伯基只是远远地站在人群里，他天生不喜欢去接近人。
杰拉德时不时地抬头四处张望，这是他的习惯。
尽管他在认真地读报，但却很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头脑中似乎具有一种双重意识，能一边认真思考报上看到的新闻，同时又扫视盯着周围的世界，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伯基注视着他，对他这种双重意识感到恼恨。
杰拉德尽管社交举止异常温，和蔼近人，但他似乎总在防着别人，陷入与人作对的困境。
杰拉德看到了他，脸上马上露出悦色，走过来向他伸出手，杰拉德猛吃一惊。
你好，鲁伯特，去哪儿？ 伦敦，你也是吧？ 是的—— 杰拉德好奇的眼光扫过伯基。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你怎么不坐第一班车？ 人太挤了。
杰拉德说，第三班车就好多了，有餐车，我们可以去喝点茶。
没什么可说的了，两个男人只好都把目光投向车站上的挂钟。
报纸上说什么了？伯基问。
杰拉德很快地把目光转向他。
报上登的这些东西太有趣儿了。
他说，这是两篇社论，他拿出手中的《每日电讯报》，全是些新闻行话——他扫了一眼社论专栏，还有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杂文吧，和社论登在一起，它声称，必须有个人站起来赋予事物以新的价值，给予我们新的真理，给生活以新的态度，否则几年之内，我们将会国破家亡。
我觉得这只是报纸上的空话。
伯基说。
听起来那人很诚恳，跟真的似的。
杰拉德说。
给我看看。
伯基说着，伸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
他们上了餐车，找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相对坐下来。
伯基浏览一下报纸，抬头看了看杰拉德，杰拉德正在等他发表意见。
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相当坦率。
他说。
你相信吗？你觉得我们真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吗？杰拉德问。
伯基耸了耸肩膀。
我认为那些标榜所谓新宗教的人，实际上是最难接受新事物的。
他们需要的只是新奇。
但是，如果不能正视这种我们否定的生活、彻底砸碎自己的偶像，那么接受新事物就只是自欺欺人。
要想接受新事物，我们就需要彻底清除旧的东西，甚至旧的自我。
杰拉德凝视着他。
你认为我们应该打碎这种生活，同旧生活决裂？他问。
这种生活，对，我是这样认为，我们要彻底冲破它，或者令它从内部枯萎，重新生长。
这种生活已经在无法发展了。
在杰拉德的眼中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神情镇定而好奇。
那你打算怎样开始呢？我猜你的意思是要改造整个社会秩序吧？他问。
伯基微皱起眉头，他对这种谈话感到不耐烦了。
我绝不会提出任何建议的，他回答说，要想真的获得新事物，我们就需要砸掉旧东西。
否则，任何设想或提议也只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人的鬼把戏而已。
杰拉德眼中的微笑开始消失了，他冷冷地看着伯基说： 你真把事情看得那么糟吗？ 糟糕透顶。
微笑又出现在杰拉德脸上。
哪些方面呢？ 所有的方面，伯基说，我们都是一些意志消沉的骗子。
我们的观念之一就是自欺欺人。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整洁又物资充沛；于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弄得千疮百孔。
生活成了一种劳动污染，就像虫子在污泥中爬行。
只有这样，你的矿工才可以在卧室里摆一架钢琴，你那新式的现代化公寓里才有了仆人和汽车。
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可以炫耀摆阔、建立帝国，还可以办一些无聊的报纸。
这太无聊了。
杰拉德听完这个激烈的演说，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你想要让我们不住在房子里，而去回归自然吗？他问。
我什么都没有想。
杰拉德又陷入沉思。
他并不想惹伯基生气。
难道你不认为矿工家的钢琴是一种真实的象征吗，一种追求更高生活层次的象征？ 更高的生活层次？伯基叫道，是的，高层次。
令人吃惊的高级奢侈品。
有了这个，他就可在周围的矿工眼里变得高人一等了。
你也是这样，如果你一旦对人类而言变得很重要，那么在心目中你对你自己也变得相当重要。
为此你在矿上卖力地工作，如果你能创造出5000顿晚饭的煤碳，你的身价就比你自己做一顿晚饭提高了5000倍。
我想是这样的。
杰拉德大笑着说。
你难道不认为，伯基说，帮我邻居去吃和自己去吃没什么区别？我吃，你吃，他吃，我们吃，你们吃，他们吃！——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动词要变化呢？第一人称单数对我就足够了。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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