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门事件和被迫下台以后，尼克松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过，我是按照我发现的政治规则进行比赛。
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政治赌注急剧增大，因为战时的盟国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手。
核遏制、边缘政策以及国内的共党密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这种气氛帮助了尼克松步步高升。
他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后不久，就成为麦卡锡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员，精明地插足于冷战事务。
他执著地追查国务院雇员(共党间谍)阿尔杰·希斯一案，从而出了名，并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
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用他的话来说，那次竞选就是要选民在自由与国家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尼克松以将近7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在尼克松这样的保守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图上出现的一个最大和最不祥的新斑点就是中国大陆。
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共强人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
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
当杜鲁门派美军反击共产党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时，毛泽东实践了支援北朝鲜的诺言，出兵抗击美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日内瓦一次中美和平谈判中，（原文如此，显然有误。
此次会谈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的多边会谈。
——译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绝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
这一侮辱是周恩来永远忘不了的。
这次会谈是中美两国政府此后十多年期间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
在美国共和党人看来，是杜鲁门把中国放弃给了共产党人，因此，他们认为给困守在台湾的蒋介石提供不论多少军援、经援和言论支援，都不为过。
尼克松对于中国的战略转变究竟始于何时，是难下定论的，然而早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起草的一份政策文件就提到我们决不可让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家庭之外。
当选为总统后，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又说到要开创一个新的谈判时代。
1969年3月，中国军队在有争议的中苏边界伏击了苏联边防军。
这时，尼克松知道时机就要到了。
当时，西方世界还在一边观看中苏漫长边界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尼克松却已悄悄伸出触角，通过后门政治渠道，打开与中国的秘密对话。
尼克松意识到台湾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共和党人双方都感到烫手的问题，所以精明地在他的行政班子里面巧妙设置了后门。
他任命他的老朋友和法律顾问威廉·罗杰斯为国务卿，可以信赖罗杰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和党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他又另辟蹊径去执行他自己的日程。
罗杰斯为人正直，一贯忠实维护台湾的利益，而且与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私交甚深，尼克松自然不能靠罗杰斯向中国做姿态。
在这项任务上，他依靠的人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是哈佛博士，教授，对外政策专家。
他曾经批评过尼克松之流的政治家党派观念太深，按照过时的道义观点处理国际关系。
在尼克松1960年那次未获成功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辛格甚至把尼克松说成是所有竞选总统者当中最危险的一个。
基辛格是犹太人，出生于外国，讲求实用，又知识渊博，似乎与尼克松毫无共同之处。
可是尼克松让基辛格看到他处理世界事务异常明智而且思想开放。
基辛格博士则正是尼克松所需要的能避开雷达射线而秘密活动的谋士和外交官。
为了让国务卿罗杰斯忙于启动常规外交渠道的接触，尼克松命令美国驻波兰大使找中国大使会谈。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国务院的人甚至说不准中国驻波兰大使是哪一个人。
美国驻波大使馆的几个人在一次华沙时装表演中悄悄向几个亚洲外交官打听，高兴地弄清楚了那几个发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人。
这些中国外交官迟疑地同意了与美国代表进行正式会谈，而与此同时，基辛格开始了一系列绝密的活动，通过巴基斯坦来回捎话，与北京政府进行间接的接触。
但是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5月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使得中国人退出了华沙会谈，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也堵死了。
尼克松并不灰心，他展开了公关攻势，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以前还想做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私下里，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口头上说不怕中苏边界那一边部署的120万苏联军队，但其实还是害怕的。
他还打赌说，中国坚决支援北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变的，就像美国对台湾的无限支持会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