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动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姿态，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9年，已有40年之久的柏林墙倒了。
（原文如此。
按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
——译注）一批共产党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民主国家。
最后，在发生了一场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以后，苏联也在1992年解体而变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本章开头说到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现今孤独地住在距离莫斯科30英里的一个荒凉小镇上一个二层楼的公寓楼套间里。
他当年保护的那些武器已不复存在，被销毁而只留下铀原料。
苏联领导人对当年那件事感到难堪，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的功绩。
那次事故后一年，已服役27年的彼得罗夫退役了，给他的惟一奖赏是一台电话，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想要装一台电话需要挂号排队等上好几年。
只可惜他现在穷得付不起电话费，只好把电话线撤了。
世界应该深深感谢彼得罗夫当年的正确判断。
世界也应该感谢里根扭转了方向，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附录罗纳德·里根总统 1983年3月23日关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电视讲话（节译）我的美国同胞们，谢谢你们今晚花时间听我讲话。
我要谈的题目是和平与国家安全，这既是及时的，也是重要的。
说它及时，是因为我已做出一项决定，它将在21世纪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新的希望，我将在下面告诉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决定。
说它重要，是因为你们必须为你们自己做出很重要的决定。
这一题目涉及任何总统和任何国民所共有的最基本义务，即保卫和巩固和平。
……就这样，今晚我向大家谈了我对于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想法。
我的历届前任也向大家谈过苏联实力造成的威胁，提出了应对这一威胁的举措。
但自从出现了核武器以来，这些举措日益侧重于威慑，就是宣布要对侵略实施报复，从而使对方不敢发动侵略。
这种以进攻相威胁而求稳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
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已成功防止核战争达30余年之久。
这就是让我们的未来完全依赖于以进攻性的报复求安全，但是我的顾问们，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已强调了摆脱这种局面的必要性。
在我和他们的讨论过程中，我已越来越深刻地相信，我们不能以威胁别国和别人的生存这样一种办法跟他们打交道，我们必须能够站得更高一些。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透澈地考察每一个机会，来减缓紧张局势，在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中求得更大的稳定。
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自然就是降低整个军备水平，尤其是核军备水平。
我们正在与苏联进行几方面的谈判，争取共同减少武器。
一个星期以后，我将会向你们报告我在这一方面的想法。
现在只说明，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有决心的。
如果苏联愿意与我们一起努力实现重大的武器削减，我们就会求得核力量对比趋向稳定。
然而，那时仍将是必须依靠核报复的幽灵，依靠相互威胁。
这仍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悲惨的写照。
若是不以杀人相报复，而是拯救人们生命，会不会是更好一些呢?我们能不能运用我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来实现真正持久的稳定，以展现我们的和平意愿呢?我想我们是能够的，而且也必须是能够的。
在跟我的顾问们，包括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仔细商量以后，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让我向大家展示一种能提供希望的未来前景，这就是我们着手执行一项计划，做到以防御性的措施来对付可畏的苏联导弹威胁。
让我们求助于技术的力量吧，正是我们的技术造就了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造就了我们今天享有的生活质量。
倘若自由的人们能够确信他们的安全并不是依赖于以美国的核报复威慑苏联的核袭击，确信在敌人的战略弹道导弹飞临我们国土或盟国国土之前，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拦截和击毁，那会怎样呢?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技术任务，在本世纪末之前大概难以完成。
然而，现代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使我们有理由着手这一努力。
这需要在许多战线上做出多年的，很可能是几十年的努力。
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同样会有一些成功和突破。
同时，当我们着手这一努力时，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可靠的灵活反应能力。
但是，为了让世界摆脱核战争的威胁而做出一切必要的投资，是不是值得呢?我们知道是值得的。
在此期间，我们会继续争取真正削减核武器，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而只有使我们的战略力量不断现代化，这实力地位才会有保证。
同时，我们也必须改进我们的非核能力，采取措施减少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