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
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
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
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斯大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
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借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
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
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征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
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
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
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
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
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
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致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
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
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
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
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
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
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
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
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
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
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
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
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
大使们想再见见斯大林，却被告诉说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
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
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
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
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
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
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
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
有一些人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