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曾依靠冷战的威慑理论和遏制理论。
在某些方面，这些策略仍在运用之中。
可是新的威胁也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
威慑是宣布假若某些国家对我们发动袭击，就要对它们实施大规模报复，可是这对于隐藏在暗处的恐怖组织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需要保卫的国家或公民。
对于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理性的独裁者，也无法加以遏制，因为他们能用导弹发射这些武器，或是将这些武器提供给他们的恐怖主义盟友。
我们不能靠美好的希望来保护美国和我们的友邦。
我们不能相信暴君们的言语，他们可以庄严地签署不扩散条约，而又系统地违背这些条约。
如果我们坐待威胁安全变成现实，那就太晚了。
国土防御和对导弹防御是加强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它们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然而靠防御赢不了反恐怖战争的胜利。
我们必须把战斗打向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尚未出现之前就加以处置。
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世界中，惟一的安全之路是行动之路。
我们国家会采取行动。
我们的安全将要求有最好的情报，能揭露那隐藏于山洞之中和滋长于实验室之中的威胁。
我们的安全将要求联邦调查局等国内机构实行现代化，从而能迅速针对危险采取行动。
我们的安全将要求你们所要指挥的军队实现转变，随时做好准备，能一接到通知就在世界任何阴暗角落实施突击。
我们的安全还将要求所有的美国人采取向前看和坚决的态度，准备好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捍卫我们的生命而采取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要做的工作是艰难的。
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复杂的。
我们必须动用种种财力、情报和执法力量，在60多个国家中找出那些隐蔽的恐怖组织。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一起，反对扩散，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对那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权采取相应措施。
有些国家需要训练军队以打击恐怖分子，我们将提供这种训练。
另有一些国家反对恐怖主义，但却容忍那种导致恐怖活动的仇恨心态——这必须改变。
哪里需要我们的外交官，我们就把外交官派到哪里。
哪里需要你们——我们的军人，我们就把你们派到哪里。
所有要侵略别国和实行恐怖活动的国家都得付出代价。
我们绝不会让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听任一些疯狂的恐怖分子和暴君的摆布。
我们要让我国和世界摆脱这种黑暗的威胁。
反恐怖战争需要有决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坚定的道义目的。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斗争类似于冷战。
我们现今的敌人跟过去的敌人一样，只崇尚权力而不顾人的尊严。
他们都企图迫使人们默默俯首听命，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
美国曾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抗向外扩张的共产主义。
但明确的道义目的是我们的冷战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像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一些领导人拒绝掩饰暴政的残忍而加以谴责，就让身陷囹圄的人、持异议的人和流亡的人有了希望，而且将自由的国家团结在一项伟大事业的周围。
有的人担心，使用这种善恶分明的语言有点缺乏外交风度和不礼貌。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同的情况要求运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在每一文化、每一时期和每一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样的。
正义与残暴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是不可能有中间立场的。
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
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出问题。
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
我们捍卫和平，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维护和平。
自从17世纪出现民族国家以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即各个大国是在和平中竞争，而不是准备战争。
过去，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却并非如此，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的大国彼此为敌，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处处战场和墓地。
德国打法国，轴心国打同盟国，然后是在核浩劫的背景之下东方对西方的代理人战争和紧张对峙。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们的世界上，武装冲突却不是不可避免。
各个文明国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自己是站在同一边——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危险使我们联合在一起。
美国拥有而且要继续保持不容挑战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得以往时代的那种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把竞争局限于贸易以及其他和平活动之中。
今天，各大国也日益由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在一起，而不是让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分裂开来。
美国、日本和我们的太平洋友邦，现在还有整个欧洲，大家都深深致力于人的自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些强大的联盟就体现了这一点。
自由的浪潮在别的许多国家也日益高涨。
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
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在向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怖战争中的伙伴。
甚至在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
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