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小说为电视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冯小刚曾说：剧本一个字不用改就能拍。
《一地鸡毛》是冯小刚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片子，拍得质朴、幽默，其幽默不光体现在语言上，而体现在故事和道理上。
刘震云说：冯导演是一个懂幽默的人，他在《一地鸡毛》里有天才的发挥，包括片头我觉得非常少见，把握了小说原来的大和小之间的关系。
他用酱油泼到报纸上作为一种底色，接着出来的画面是北京的自行车流，接着是克林顿上台，再接着的话是大家就地铁站里进，接着是伊拉克战争时火箭突然发射的镜头，把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他理解得非常准确。
陈道明老师塑造了那么多角色，但小林这个角色非常独特，表面非常懦弱，内心非常坚强，甚至稍有一点另类，有些场次非常感人。
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这部电视剧在香港播了，在一些省电视台播了，但是有的地方没有播。
然而，小说转化成电视剧，增加了视听的具体形象，却很难拍出皮囊下的某些内心活动。
有些信息通过重新设计视听细节传递出来了。
原作写道：为了孩子，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面和心不和。
两家主人不和，两家保姆却很要好，虽然不是一个省来的，却常在一起共同商讨对付主人的办法。
剧中，小林老婆向小林抱怨对门的保姆存心挑拨，表达了这层意思。
有些信息永远损失了。
比如小说里写到小林夫妇送礼受挫，过了两天，还是老婆聪明，把可口可乐打开，时常拿出一筒让孩子到院子里去喝。
过去从来没买过饮料，也没买过带鱼，孩子穿得破烂，在院子里穷出了名。
一次倒是买了一次带鱼，是贱价处理的，有些发臭，臭味跑到了楼道里，让对门印度女人到处宣扬，现在让小女儿拿着可口可乐到处喝，也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也算这箱可口可乐买得没有白费。
这番虚荣的心思是很难通过电视画面表现出来了。
冯小刚摆开《一地鸡毛》 陈道明收起一身傲骨…有些场面虽然是按小说拍的，却因为铺垫不够，没传递出原作丰富的内涵。
比如说，查水表的老头找小林帮忙弄批文，但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
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
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
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
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
所以小林将手搭在后脑勺上，将身子仰到被子垛上说：‘这事情不好办哪！批文是有这么一个批文，但我听说里边有好多毛病呢，不是说批就能批的！’这段把小林狡黠的心理活动交代得很清楚。
电视剧完全按图索骥演的，陈道明做出一副沉吟不决的样子。
可我并没有体会到小林的转轴心眼，还以为他说的是实话。
电视剧的结尾跟小说大不相同。
小说中写道：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
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
一觉醒来，已是天亮，小林摇头回忆梦境，梦境已是一片模糊。
电视剧的结尾，一身整洁的小林坐在北展前的台阶上，恍惚中看见了另一个穿着邋遢、手拿抹布的小林。
抹布小林抢着给出租车擦洗，闲下来的时候冲着斯文小林走来，挥手招呼他过去。
斯文小林拒绝了他的邀请，抹布小林用口型骂了句：SB，转身又去干活。
小说和电视剧都在点题，人都是有理想的，但活着活着就活成了一地鸡毛。
小说更唯美一些，电视剧更直接一些，都是妙笔。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处境一度非常尴尬。
在《一地鸡毛》之前，1992年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半边楼》。
《一地鸡毛》说的是年轻机关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如意，而《半边楼》揭示了90年代初高校知识分子的拮据和难堪。
两部片子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个时代国家的经济基础还不是很雄厚，普通机关干部和高校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普遍有限，这样的处境更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评价。
物质上很不宽裕，精神上饱受压抑，大小知识分子们艰难度日。
随着社会的变迁，机关干部重新成为了大学生最向往的尖端职业，而高校教师也早已摆脱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成为高收入、有地位的人群。
不同的是，《半边楼》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永远消失了，今天再看只能带来一些怀旧的感觉，而《一地鸡毛》提到的像合居等问题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其表现的官场生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人花费心智对付身边的七八个人，这份苦役也沉甸甸的还在。
这就使《一地鸡毛》具备了穿越时代的经典性，只要中华文化里这些负面的东西不除，它的镜像功能和社会价值就会永远延续。
电视剧跑到清朝反腐败 刘罗锅全靠脑筋急转弯…1995年，下岗这一中国特色的词汇开始成为产业工人们的梦魇。
这一年，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是宏观调控。
这年3月，江泽民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
这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名不见经传的郊县顺义在那些日子里成为了世界媒体瞩目的中心。
这一年里，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走来了一群血气方刚、情感迷乱的青少年，而中国影视中甚少涉及的文革则是他们奔腾的时代背景。
这部片子不但在国外频频获奖，而且一举夺得当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成为对抗来势凶猛的进口分账大片的主力。
这一年，海派电视剧《孽债》把遥远的知青年代和当下的城市现实挂起钩来，五个身世特别的孩子从云南来到大上海寻亲，引起了几个家庭的震荡不安。
这部剧不但在上海掀起了异乎寻常的热浪，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广泛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