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导演黄蜀芹动了把《围城》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念头。
想当年，王蒙刚刚写就小说《青春万岁》，就被反右风暴扫落马下，小说也再无出头之日。
一直等到新时期到来，《青春万岁》才有机会成书。
1983年，敏锐的黄蜀芹将《青春万岁》搬上银幕，成为当年的热门影片。
1987年的《人-鬼-情》引起不小的震动。
《围城》之后，她又在1994年改编叶辛小说拍了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孽债》，在上海引起收视狂潮。
黄蜀芹回忆说：当时我在陕北的延河边上拍一部影片《童年的朋友》，编剧（孙雄飞）在上海给我打长途电话说，下一部我们来拍《围城》好了。
我电话里说啊，又是打仗的？当时非常无知，不知道《围城》是什么。
他说，不是的，你赶紧去弄本小说来看看。
我说好，下午正好天气不好，摄制组没出工，我就要了一个车，跑到县城延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正好看见两本绿色的书《围城》，我把两本都买了。
然后就回到剧组，躺在炕上看这本小说。
我才知道，根本跟打仗毫无关系。
所以我们这代人那个知识面是非常窄的。
黄蜀芹是海派戏剧家黄佐临的女儿。
跟钱钟书夫妇一样，黄佐临也有留学英国的经历，并且钱夫人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喜剧上演就是黄佐临促成的。
黄蜀芹说：我不是书中写的那代人，但我爹妈是那代人，走的路线跟围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他们在天津，然后到英国去留学，留学回来到了天津，然后因战乱迁移，迁移到四川。
在四川跟学校又是搞不好，真的跟《围城》一样，然后又迁移到上海落户，是这样的。
我就想怎么会是那么像啊，那一代知识分有留洋背景，不是少数人的故事。
有的小说是不可拍的，但是我当时判断，这本小说没有不可拍。
它的行动，它的语言，都是场面。
我心里就暗暗的放心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编剧通电话，他们给我看已经改过的剧本，就是把它往革命化上弄，好像有地下工作者了，后来我说全按小说的来，不需要那些，那些可以在别的片子里做，不一定在这个片子里做。
我看了小说，松了口气，它不是有很多议论，还是对话、行为，包括迁一个地址都很实在。
你要都是议论的，我们编不出来。
1989年9月，黄蜀芹和编剧孙雄飞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拜会钱钟书。
黄蜀芹记得：我们到北京去见两位老人，他们很热情，跟外界传的根本不一样。
进去前还哆哆嗦嗦，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敢走在前面，但是进去以后，两位老人对我们特别好。
我记得钱老说了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动。
他说，小说我是作者，电视剧你们是作者。
等于就是说，这个自由就给你们了。
在谈到《围城》主题时，杨绛写下了一段话：围在城里的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后来，这段话被设计到片头里面，每集出现。
《围城》大腕一个连 敢叫电视换新天（3）这番话自然是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写出了人类欲望的本质，也写尽了转圜人世的无奈。
不过《围城》并不是集中笔墨阐释这句话，它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方鸿渐有点儿像贾宝玉，并不汲汲于世俗的成功。
可是他并没有自己明确的主张，被周围的人裹胁着展转沉浮。
而其他人各有各的精明盘算，每每在堂皇的包装和借口之下，露出俗气、低劣的本色。
小说写得生动，电视剧具像化后更显活泛。
不用说，水再大也漫不过金山寺，电视剧走红首先是因为小说好。
钱钟书学问大家，写小说只是副业。
《围城》不以故事见长，说起来就是一个失意海归的流水帐。
《围城》里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恋情是真挚、美好的，但也是克制、单薄的，其他人之间的聚散也是世俗算计多，发之于心的真情少。
《围城》号称学人小说，似乎处处卖弄学问，其实钱老意不在此，他的大学问都写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了，《围城》里闪现的是些散碎的珍珠。
《围城》真正强悍的地方在于，钱钟书把他的人生体味用很俏皮、很机智、很上口、很入心的方式写进去了。
钱钟书具有愤青的气质，愤青就是什么都看不惯的人，别人都能随波逐流、和光同尘，他却在内心零容忍，即使外表没那么愤怒。
钱钟书具有智者的洞察力和概括力，他能敏锐地直达真相，能精彩的提炼真相。
对于世上的虚情假意、矫情夸饰、口蜜腹剑，一般人也非全无感知，可他们只能把这些默默地记在心里，即使说出来也是言语干巴、皮相可憎，无法引起听者的注意，钱钟书却能每总结出一个人生的道理，就能生发一个生动的譬喻，双剑合壁，交相辉映。
这一招化腐朽为神奇大法，以钱氏博学强闻的大脑为硬盘，以狂放的想象力为搜索引擎，是别人学不来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