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成就最高的作品。
他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他们性情中的纯金。
这部剧由王志文主演，扮演年轻时的作家，艾芜出现在荧屏上演老年作家（飞天奖还给了艾芜一个最佳荣誉演员奖），两人还展开了对话。
这个新颖的形式，加上厚重的内容，使《南行记》独具一格。
1997年的《二马》也是一部优秀的文人剧，说的是马则仁父子在上世纪20年代客居英国的故事，陈道明把酸腐无能的马则仁演得充满趣味，同时又让人为之悲哀。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浪潮席卷全国，精英口味的文艺作品日渐退出主流市场。
《南行记》和《二马》这两部剧都叫好不叫座，文人情怀与主流电视观众之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隔膜。
《围城》靠着幽默走出了围城，但一部《围城》改变不了所有文人剧的宿命。
无边调侃萧萧下 《编辑部故事》滚滚来（1）1991年年初，《人民日报》发布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数字：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15个百分点。
中国终于牢牢地遏制住了物价上涨的狂龙。
1991年春天，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在安徽一所小学拍到了一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
4月5日，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那张照片成为希望工程的招贴画。
谁能想到，这一年还是个大灾之年。
江淮流域洪水滔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
洪峰过后，有5千多人死亡，将近5万人受伤，还有1400万人无家可归。
危急关头，数百万军民奔赴抗洪第一线。
灾后，中央投资90亿元，治理太湖和淮河。
与天灾相伴生的还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交锋。
1990到1991年，反和平演变更成为了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主旋律，在所有的场合大轰大嗡。
报纸和杂志上留下了大量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
美学家李泽厚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被认为是射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
就在媒体集中抨击右的错误之时，还是有与众不同的声音穿云而出。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号召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接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在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当时中国，皇甫平的文章遭到了众多媒体的口诛笔伐。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坐视，这年秋天，他打破沉默，指出那些人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路线。
铺天盖地的反改革之声开始收敛。
新一轮改革即将破题，电视人捕捉到了春天的气息。
这一年的荧屏上，广州电视台拍摄的10集电视剧《外来妹》红遍中国。
从八十年代起，香港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基地设在东南沿海，成千上万的外地年轻人涌入那里，成为打工妹和打工仔。
中国人的大规模迁徙由此开始，春运渐渐成为铁路运输系统的难解之结。
《外来妹》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打工者的喜乐哀痛上，透过他们坚毅的面庞和艰难的生计可以看出，中国正进行着怎样一场交杂着进步喜悦和蜕变阵痛的变革。
这一年，一部由台湾人主导的金庸剧《雪山飞狐》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这部剧的演员则集合了两岸三地的精英，在大雪纷飞的长白山地区实景拍摄。
这部剧的走红固然与原著的奇情侠气和演员的出色演绎分不开，同时也借助了几首好歌的推动。
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荡气回肠，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柔情百转。
此后，中港台的电视合作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