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堆出土的金器有三件面罩和一件金杖。
金面罩是用金皮制成，和真人的头大小相仿。
其中一件直接罩在青铜人头像的上面。
金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上面平雕着戴冠的人头、鸟鱼等图案。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玉器，有璧、瑷、琮、圭、戈、斧等。
从上述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古蜀国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
五、金沙文化遗址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发现的。
从遗址中清理出千余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30多件金器、400多件玉器和铜器、170件石器、40多件象牙器等。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陶器。
这些出土文物绝大部分是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商代）晚期和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西周）早期的，只有少部分是春秋时期的（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在金沙文化遗址出土的金器中，有金带、金面具、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
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为翡翠绿，雕工非常精细，表面是微刻的花纹和人形图案，造型风格和良渚文化完全一致，堪称国宝。
从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来看，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瑗、铜戈、铜立人像、铜铃等。
其中，铜立人像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仿。
出土的石器有石人、石蛇、石虎、石龟等，是在四川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跪坐人像造型更是栩栩如生。
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的造型。
石器中的石虎既古朴又生动，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意识。
金沙文化遗址被专家认为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改写成都的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大多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也就是说成都平原在当时是最高统治阶层的居所。
这些遗物的风格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但也存在差异。
据推测它可能是祭祀遗迹，但从出土的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来看，并不排除作坊遗迹的可能。
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并不是孤立的，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六、诸葛双忠祠坐落在绵竹的诸葛瞻父子墓祠又叫诸葛双忠祠，是为纪念诸葛一门的三世忠贞而建的，与成都的武侯祠遥遥相对，属于四川省重要的蜀汉遗迹之一。
成都武侯祠的大殿里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绵竹双忠祠里的塑像也是诸葛祖孙三代，前殿供奉着诸葛瞻父子，启圣殿供奉着诸葛亮。
成都和绵竹的两处祠堂都展示了诸葛亮祖孙三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节。
成都武侯祠的殿壁上镶嵌着清代安岳令洪成鼎所题的《乾隆壬辰秋月过绵竹吊诸葛都尉父子双忠祠》的诗碑：国破难将一战收，致使疆场壮千秋。
相门父子全忠孝，不愧先贤忠武侯。
绵竹双忠祠中也有许多前人的题咏诗碑，这些题咏都将诸葛子孙联在一起，歌颂他们的三世忠贞。
双忠祠因墓而建，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当时建有忠孝门、正殿、启圣殿、拜殿、过厅、东厢、官舍、西庑、客堂等。
由于历代战乱，双忠祠的大部分建筑都已被毁，现存的古建筑只有启圣殿和拜殿。
在拜殿内，《魂壮绵竹关》的现代雕塑专门用来祭祀诸葛瞻父子，表现他们坚守绵竹关、以死报国的战斗情景，再现了当年蜀汉战场的一角。
塑像上方的横匾是我国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所题的魂壮绵竹关五个大字，而拜殿的匾额汉宝忠烈则是张爱萍将军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