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墓葬中有墓道的坟墓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墓道几乎皆上宽下窄，呈斜坡状，而绝大多数巴蜀墓葬都是没有墓道的。
这说明此种丧葬现象并不是巴蜀文化中所固有的。
在楚墓中，大多数坟墓都设置墓道，说明巴蜀文化中的墓道设置是受楚文化影响的。
巴蜀墓葬中挖腰坑的现象也很少见。
实际上，早在商代早期，腰坑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周朝时这种葬俗已经扩展到秦国和楚国。
由此可见，巴蜀文化中的腰坑是受到楚文化和秦文化的影响。
巴蜀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出土的日常器具上。
在四川一些地区的船棺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四耳陶壶。
这种陶壶是中原地区没有的，在楚国区域内却十分常见，湖南、湖北也出土过这种样式的壶。
而且其在楚国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流行区域也很广，因此可认定巴蜀文化中的这种四耳壶来源于楚文化。
除此之外，铜器也充分体现出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
楚国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器物——敦，有扁圆或圆球状两种样式。
扁圆的敦盖与器身和足都不对称，而圆体敦的盖与器身和足则是对称的。
春秋晚期，楚国就出现了大量的敦，而且开始是扁圆敦，后来逐渐过渡为圆体敦。
在巴蜀文化中也发现了许多敦，且大多是战国中期的器具，这说明巴蜀文化中的敦是从楚地传入或者是受楚文化影响而仿造的。
巴蜀文化中的铜壶是圆壶，小口、长颈、斜肩、深圆腹状，大致分为铺首耳圆壶和提链形圆壶两种。
这两种圆壶的花纹同楚文化中的圆壶纹饰几乎相同，却与中原流行的铜壶不同。
而且，这些圆壶出现得要比楚文化中的同类壶晚一些，很明显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巴蜀和楚是先秦时期的两个重要漆器生产地，两者之间相互影响。
巴蜀漆器吸收了楚漆器的榫铆制作方法，而楚漆器则吸收了巴蜀漆器的图案和部分花纹。
巴蜀文化之所以包含了很多楚文化的元素，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再加上当时两地的交通也比较便利。
古代的楚国人进入巴蜀有两条路：一是从汉中大巴山进入巴，然后到蜀；另一条是走水路，经夔门和巫峡达到四川。
要想从蜀地达到楚，可以从长江顺流而下，几天就能到达楚国的郢城。
如果从巴国的汉中到楚，坐几天的船也可以到达楚都鄢郢。
顺畅的交通自然为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此外，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还有战争的因素。
战争在破坏各地文化的同时也会意外地对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推动作用。
春秋时期，巴国在伐楚的过程中就曾获得过楚国的城池。
此后，巴国与秦国、楚国一起灭庸国（《辞海》云：庸，古国名，曾随同周武王灭商，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较大的国家，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而当巴国再次伐楚时，却遭到了失败。
春秋末期，巴楚虽然成为同盟国，但两者在相互帮助、共同对外的同时却又相互攻伐，楚国还曾占领过巴国的都城——枳。
事实上，楚国与蜀之间也并非相安无事，据《史记》记载：蜀国曾伐楚，并攻占了兹方，而楚国为了扦关也进行过殊死抵抗。
巴、蜀两国同处于长江上游，双方战争连年不断，蜀国曾数次攻打巴，而楚国也在不断蚕食巴国，于是巴向秦求救。
秦国早有南下灭楚的打算，但是在灭楚之前必须先攻占蜀国以便为自己打好物质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楚与蜀又结成了联盟。
因此，在战争与结盟中，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