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
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
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
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
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
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等来了政策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
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经济主流接轨。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在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令人亢奋的冬天，留下了奋斗者的回忆。
若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懂事，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妨看看这份名单：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 青春服装厂。
潘石屹，右派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
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省流动粮票。
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
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名苦孩子在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后，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工厂会计。
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实力上不逊于万向，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为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虽然名单中的多数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一生也会耳濡目染。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
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
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商业进程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着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
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