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退伍回乡的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
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
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
他给对方的承诺是： 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号称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
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
邓小平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
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 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
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未能再苏醒。
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类似的故事站在今天的角度听来是那么的荒唐与可笑的，可谁说历史就不是由七棱八翘、桀骜不驯，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对于一些既成事实，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曙光乍现。
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
翻开温州人张国谦的两篇日记： 6月2日在部队的账终于还清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 妻子的私人小厂生产景况见好。
父亲被允许在自家小屋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反而在粮油上支持我们。
温州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
这些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工资那碗水里舀。
多进少出，危机化解。
7月16日中午1时乘火车回到温州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象。
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
与此同时，温州之外的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沧海桑田、气象万新的变化。
一位叫陈春先的教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服访美回国，带回中国同行还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
谁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惊涛波澜。
邓小平理论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
于是，在现实境遇改观后，被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压抑数十年的亿万国民中，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
这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破茧而出的韧性以及热血沸腾的激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曾说过，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简直是无稽之谈。
它只是在这个社会下定决心进行实验后才一蹴而就。
因此，需要某个人或某群人赋予社会以自信。
所以，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
正是这一年，是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
一部分温州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他们开始了经济上的探索，亦步亦趋、如履薄冰。
无人知晓，这群人将走向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的中国温州，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平盛世。
在如此的繁华之下，在计划与市场、自主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将集合中国商业变革的所有要素，开始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