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
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建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会翻车。
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出事故车子的残骸。
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
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才死里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如鱼得水。
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
1980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谓之温州当年大事。
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
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
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摄影师。
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
那时的摄影技术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
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
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
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
其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
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
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
他们在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
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
同时，他们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
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
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
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
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
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俩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洗涤，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电器。
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
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
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
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