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
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
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无一不在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20世纪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
会上学者达成共识： 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
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
刘桂仙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出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
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1万多户。
1980年6月底，光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
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 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
即使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一样有了民营经济的萌芽。
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兴隆。
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
再回到温州。
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
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
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
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
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
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
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讨论。
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
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起始点。
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定论奠定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
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
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但不敢挑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