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
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
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
《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 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
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之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时常发生。
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
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
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
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
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
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随时可能丢掉头顶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
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当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
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营企业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
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
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3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
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
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
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违规之举，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以及更上面。
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 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只得阳奉阴违： 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
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
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
利用时间差，信用社加速扩展业务。
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
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
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 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
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
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
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
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
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
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
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
为此，信用社破例作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
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
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
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
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
许多信用社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拨客人。
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