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
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
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左右摇摆。
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
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的财富外泄，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要来。
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会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
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备敏感的触觉感知局势的冷暖。
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初开的混沌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
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八大王即为典型。
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通用电器厂。
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方缴纳30元管理费。
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到1978年，电器厂产值达到1个亿。
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
而同一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理直气壮地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10人。
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
10位负责人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33岁的刘大源家里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
他心情的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
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
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
李方平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责为将军也没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
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
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