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这个国家还是先进与落后共存，未来与传统争夺。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呈现，当了五年文艺兵，李涛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此后，在有限的时空中，他将自导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剧，折射温州30多年的时代变迁。
温州民营经济开创时期的那些可称之为杰出人物中，李涛在许多方面独一无二。
他从小体弱多病，刚出生时居然不会说话，在保温箱内放置8小时后，才被医生拍出声音。
3岁患上麻疹，注射强心针无效，医生发出死亡通知书。
在用毯子和草席包裹着送往太平间的途中，保姆感觉到一丝动静，从而将李涛从死亡线上救回。
另外，与温州大多创业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涛出身于军人家庭，母亲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
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他那个年龄的人拥有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
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李涛就属于这一代。
幸运的是，李涛没有被毁掉。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
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
家里丰富的藏书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
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
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距离解禁并不长的20世纪80年代初，仍处处敏感。
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责属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讨，前途成了问题。
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
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
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3亿元，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
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李涛就这样走上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由于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
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
无论是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是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
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就是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
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
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
他发现： 20世纪30年代曾见到过的养羊和养兔，如今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
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是那么义无反顾。
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
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
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
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虽引发诸多争议，但得到更多的是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