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
卖衣服的钱，支付了给客户的赔款后，还有剩余。
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
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
而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
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
毫无疑问，他们形成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势。
英雄辈出的年代改革开放到了第4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
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 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
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
人民大会堂内，正在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只有7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他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 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
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
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
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
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
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
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
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
上下对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
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
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
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打击中的漏网之鱼。
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
郑荣德们从容地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出生于小海岛上的郑荣德，为家中长子，上有4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
一家十口人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一锅稀粥可以照见人影。
小学毕业，郑荣德不得不像祖辈们一样下海打鱼。
浩渺大海的波涛骇浪中危机起伏。
在大风大浪中经历过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更坚定了郑荣德人定胜天的意志。
从此，他的命运，像是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却始终不放弃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