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当会议通知分别告之参加会议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而不敢参加会议。
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
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
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
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作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
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
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名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
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
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
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甚至百无禁忌的发展。
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
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袁芳烈，主政4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
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
平调回杭州很久，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
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4年工作的否定。
希望的雏形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
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
可是总结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
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
《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第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
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理论界关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八人，争得面红耳赤。
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
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
争论前后持续6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
因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才逃过一劫。
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
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难题摆在袁芳烈和报社编辑部面前。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
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
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
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
18日上午，在周人正作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和读者一样，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灿烂的太阳终于钻出云层。
榜样的力量，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改革冲击波，温州私营经济冲破牢笼，出现繁荣局面。
据了解，会议后发展起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都成为有温州特色的私营企业的老板。
对他们的扶持、鼓励，为温州模式形成奠定基础。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
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来说，亦是一言难尽。
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
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经历的淬砺？未来如迷宫。
1983年，究竟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