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
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
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
文章称： 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
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
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
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
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
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 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 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 月息2%，视情况而定。
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 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
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
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
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
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
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
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
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却横加干涉。
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
尽管转入地下，钱庄顽强地生存了近5年之久。
而在钱庄存在的这5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
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
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在几年经营活动中，一直无证经营。
应健雄曾试探性地给国家总行写过要求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由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人民政府、温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
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
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
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顺利，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
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
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
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
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
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
1984年，奥林匹克大逆转，洛杉矶奥运会一改奥运会长期亏损的历史，为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
1984年，中国企业史上的公司元年，万科、联想、海尔、科龙与健力宝……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舒展开梦想的翅膀。
中国的改革开放每每是以经济的破冰推动政治的前行，以政治的前行保护经济的破冰。
而在两者滚动式行进的1984年温州，有人沉冤昭雪、意气风发；有人心灰意冷、自甘沉默；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声名鹊起。
但是更多舞台上的角色，则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着激情、狂热、亢奋、躁动和叛逆——过去100年中，只有1911年、1945年和1978年这三年里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做起事来自然畅快淋漓。
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分割点。